善读「论语」19.10：君子上达信有义，小人下达信无仁

「子张篇第十九」10

【原文】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译文】

子夏说：“为政者要取得民众的信任后，再让其做事。否则，民众会以为自己被祸害；要取得上级的信任后，再去进谏。否则，上级会以为自己被诽谤。”

【注释】

“子夏”，孔门十哲文学科弟子，小孔子44岁。15岁即入孔门，曾随孔子周游列国。

“君子”，此处指为政者。

“信”，此处指取得某人的信任。

“劳”，使……做事。

“厉”，虐也。祸害、虐待。如《孟子·滕文公上》中的“厉民而自养也”。

“谏”，进谏、规劝。

“谤”，毁也。毁谤、责备、批评。

【评析】

事上使下，皆需相互信任，然后方能有所作为，这在道理上是不错的。故后世多将“信而后劳其民”、“信而后谏”当作“领导艺术”来看待、学习。但细品本章子夏之言，总觉得味道怪异，似乎少了什么东西。

《论语》中有不少与“劳其民”有关的孔子言论。比如，“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5）；“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5.16）；“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2.2）；“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13.4）；“上好礼，则民易使也”（14.41）；“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17.4）；“惠则足以使人”（17.6），等等。

以上孔子之言，虽表述各有不同，但其宗旨皆不离一个“仁”字。是故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而本章子夏之言，恰恰缺少了“仁”的内核。如此一来，本该是仁德一端的“信”，便被异化为“劳其民”的手段；“民”也便由为政者行仁的目标，转而变成了统治者谋利的工具。所以“味道”当然就怪。

子夏的门下弟子吴起，是与孙子齐名的兵家泰斗，也是先秦法家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在任魏国西河郡守期间，曾为攻略秦国据点而“徙木立信”，后来商鞅变法也曾效法此术，以确立法家“严刑厚赏”的威信。无论吴起的“徙木立信”，还是法家的“严刑厚赏”，无疑都是对子夏“信而后劳其民”的实践。但这种“信”，并非儒家之“德”，而是法家之“术”。因为它根本与“仁”的宗旨无关，只是为达成某种功利目的而进行的利益收买和威逼利诱。

至于“信而后谏”，也同样值得商榷。孔子说“君子有九思”（16.10），主张“言思忠”、“见得思义”。“忠”即尽己于义。故进谏当以合义为宗旨，而不应以“谤己”为考虑；“得”即利害得失。若“以为谤己”便当谏不谏，则有悖“见得思义”之旨。

“信”在本质上，是对仁义诚实无欺的表达。若抛开仁义而讲“信”，便如孔子所言，是“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13.20）。故“信而后劳其民”、“信而后谏”，不过是事上使下之“术”，而并非居官为政之“道”。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14.23）。能通达于尚仁行义之道，方为“君子儒”（6.13）；若专精于趋利避害之术，即为“小人儒”。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4.16）。法家就是要用“严刑厚赏”之“信”，将民众驯化为趋利避害的小人。因为君子难以被威逼利诱，小人则方便被收买役使。故学者于无义之“信”，不可不细辨明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