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已经被生活击垮了

最近，看了一部日本NHK的纪录片，不过记录的却不是日本。镜头瞄准的是中国经济特区深圳的一群特殊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围绕着一个听起来平平无奇的坐标展开，那就是纪录片名中的“三和人才市场”。而纪录片的副标题则是“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们”。

150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一百元，在今天的消费社会，这是一个相当低的工资标准，但是这些年轻人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存哲学：他们没有固定住所，没有固定工作，他们秉持“干一天玩三天”的理念，打着日结的零工，吃五块钱的挂面，喝一块钱的水，抽两毛一根的散烟，以天为盖，以地为席，精神超然，过着一种醉生梦死的生活。这些以三和人才市场为中心散播开来的年轻游民，被称为“三和大神”。

“大神”是一个戏谑的称呼，却也不失为精准的描述，至少，他们表面上看去是那么云淡风轻，超然物外，只有走近时，才能发现“大神”背后落寞的哀愁和难言的隐衷。

一、成为三和大神

27岁的宋春江是一名典型的三和大神，他12年前从河南技校毕业来到深圳，最开始在富士康打工，每天早上7点上班，到晚上11点才下班，中午休息一两个小时，刨去洗漱时间，每天只能睡五个小时，他的工作是负责给苹果手机拧螺丝，一天组装3000台手机……他并不觉得工作压力大，只是很无聊，很疲惫。这样干了七八年后，他看不到希望，于是从工厂跑出来了。

宋春江说话的时候总是带着一丝自我解嘲的笑容，他的头发整齐浓密，身上的T恤有些土气但并不肮脏，总的来说，你无法一眼看出他是一个连身份证都没有的游民。你甚至会觉得眼前是一个还不错的“精神小伙”。

然而，他的身份证已经在穷困潦倒的时候卖掉了，可能卖了一百来块钱，“我现在名下有一千五百万。”宋春江笑着对朋友们说，他名下有三家公司，每一家的注册资金都是500万。在三和附近，经常有这种身份证买卖，被卖掉的身份证，去用于注册公司，充当法人。至于这些公司的营业项目是否正规，是否是洗钱公司，没有人知道。

宋春江还想着，如果哪一天真的走投无路了，就去找那三家公司，讹他们一笔钱，但是他也不知道去哪里找那几家公司。从另一方面来说，万一那三家公司真的出了问题，警察也找不到他，因为他已经没有身份证了。说到这里，他又笑了，你慢慢会感觉出这笑容里的世故和单纯，都是无奈所致。

“身份”在三和已经不太重要。你有力气，你就可以去干活，你有钱，你就可以吃一顿好的，在15元一个铺位的公寓住一晚，或者花10块钱在网吧里消磨一夜。

东东22岁，他才来深圳不久，却已经自动加入三和大神的行列。他脸上仍是稚气未脱，背着书包像个刚放学的大学生。东东和大部分这个年龄的年轻人一样，不愿找一份固定收入的工作，因为那样的工作太累了，有时候还要不到工资，人身自由也受限。对于他而言，自由是第一位的。

东东找了一份奶茶店的工作，看起来轻松，工作环境也不错，一天工作八小时，时薪12元。但是干了几天后，东东就不干了。他秉承了“三和大神”干一天玩三天的理念，找了一家网吧，开始玩游戏。

晚上，他住进了15元的小旅馆，这里一个房间放了四五张上下铺的床，被褥很久不换，散发气味，厕所更脏，没有空调，但是唯一的便利是高速的wifi，东东爬上上铺的床，打开手机开始玩另一个游戏，他没工夫去挑剔住宿环境。最佳的选择就是尽快投入虚拟世界中，忘记周围的一切。

一根网线，维系了三和大神的精神世界。不禁让我想起了《黑客帝国》中的设定，未来的人们不再与现实世界有联系，而是沉溺在虚拟世界中，分不清真实与虚拟的边界。如今这一幕魔幻的场景就在我眼前，“三和大神”们在游戏中结婚生子，攻城略地，他们不再去想现实中的奋斗，干一天玩三天，也充分显示了现实和虚拟人生的比例。

陈勇是三和的年轻人里颇为奇异的一个。他本是家乡贵州的一名大学生，因为交不起学费被迫辍学，之后来到了深圳。可是才一来，他的随身物件就被偷了，如今他身无一物，除了一张身份证，被他宝贵地收藏起来。他衣衫褴褛，头发长得只能盘起来，脚上连鞋都没有一双。

他身上仍有“三和大神”所没有的那种叫做“斗志”的东西。他表演了一套武术，活力充沛，眼神坚定，他说，身份证就是他找工作的敲门砖，他要去找一份像样的工作，赚钱，重新来过。在生活的重压面前，要么一败涂地，要么战胜它，变得更强。陈勇希望自己是后者，但是他的坚定中又有一丝胆怯，一丝怀疑。有人劝他去偷点钱，他坚决否定了，他仍有自己内心的道德，哪怕自己遭遇过偷盗，他依然不齿做这种事情。

你会发现，很多流落在三和的人，其实都是善良的，可他们平凡而简单的抱负却屡屡被现实践踏。28岁的刘镇八年前从湖南来广东打工，他要养活在老家的妻子和三岁的孩子，所以一心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然而在东莞和深圳，他却被黑中介骗了三四次，每次交一笔中介费后工作却找不到，钱也不退，他报警，公安不管，他感慨，这个社会一点也不公平。他说，他们这样的人就和古代的奴隶是一样的。

二、逃避，还是抵抗？

“未来”，是三和大神不轻易去触碰的话题。

但是深圳却是一个充满“未来感”的城市。它以飞速的发展步伐前进着，国内几大科技龙头企业，诸如华为、腾讯、大疆总部都在深圳，自2000年以来，深圳的GDP上升了10倍，深圳的房价也逐年攀升，甚至超过了广州上海等大城市。与此同时，深圳还造就了一大批新贵富豪，他们年薪百万，占总人口数的7%。

但这个充满“未来感”的深圳，却像是一个巨大的时间隧道，在同一辆列车上，车头远远地将后面的车厢抛在后面，只有一根无形的链条将二者相连。提供那7%的车头动力的，是身后93%的劳动力，可是那93%无论怎么努力，都只是离7%越来越远。更别提最后那一列车厢里的几万个“三和大神”。

他们是被忽略，被遗忘的一群人。他们的故事也很不起眼，无法和那些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传奇相提并论。

宋春江曾经网贷了三万块，一万块用来玩游戏买装备了，当时还奢望靠玩游戏赚点钱，但却被封号了。生活就这么慢慢每况愈下，一蹶不振。当被问到老了以后怎么办时，宋春江笑笑地说：老了……死了就死了。

至于梦想，已经不再去想。“以前还是很有斗志的，去年还有一点斗志，今年一点都没有了……”宋春江说，“没有梦想，现在是绝望。”说着，他又笑了起来，仿佛说的是别人的事，和自己无关似的。

在打工者中，90后，00后的“三和大神”是后来者，是新鲜的血液，他们和前一代打工者有了很大的不同。在80后打工者陈用发看来，现在的年轻人太不能吃苦了。陈用发多年前因工伤失去了右臂，离开工厂后，他凭一己之力开了一家早餐店，生意慢慢稳定下来，钱也赚了，也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家庭。他的故事看起来颇为励志，和宋春江他们相比，他更有责任心，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有改变命运的企图，也真的通过努力挣得了一些财富，但这一切真的只是个人的“选择”不同吗？

我越是了解他们，就越是无法去裁决、评判他们。前几天看到“被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的报道，想起马云说的“996是福报”，才猛然意识到，所谓的“福报”，所谓的“996”何尝不是另一种醉生梦死？

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和大神”的存在是一种消极的集体罢工，是对资本的不屑，是年轻人无奈的抵抗和拒绝。这些年轻人并不懒惰，也不愚蠢，他们的视野和欲望很早就被互联网打开，他们了解这个世界繁华美好的部分，但当他们试图去拥抱世界的时候，却发现那部分的世界离他们太过遥远。

他们使用着苹果、华为手机去看世界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只是生产线上的一颗螺丝钉，不起眼，渺小，价值无限趋近于零。在这个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中，一边享受工业文明的成果，一边却必须为工业文明付出代价，这代价是用青春、血汗去换的。

最终他们选择逃避，或者说放弃成为一颗固定的螺丝钉，这是他们最后的抗争，因为比起游民般身无分文的生活，他们更害怕失去自由，毫无尊严和价值地苟活。正如宋春江说的，刚来三和的时候，整个人都轻松了。

这种“轻松”来自于不必成为工业社会的附属，不必被固定模式捆绑，不必日复一日做重复的劳动，不必成为另一种奴隶。

三、“希望”

“三和大神”是一群精神空虚，没有希望的年轻人，但是他们并非主动放弃了希望，而是社会的机制，生产的机器没有生产出希望——与之相对，它可以生产出欲望、生产出填满精神空虚的游戏和幻觉，生产出源源不竭的GDP。

于是，这些年轻人就成为了社会的余赘，成为科技和工业社会无法代谢的剩余产品，成为了不可避免的冗余人口。他们该何去何从？

当我们从一个日本纪录片的视角去看时，似乎更能不带主观偏见地看到一些客观事实，看到社会结构和人性的拉扯，看到矛盾的因和果，看到那些不得不，那些无奈，那些绝望背后的“必然”和“正当”。你无法去指责社会或是资本的残酷，这没有用，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现实，就像游戏有关卡，有大魔王，而我们在这个巨大的游戏里，手无寸铁，不能下线。

于是，只有回到主观，回到每一个“三和大神”本身，我们才不至于那么绝望，因为他们是那么年轻，那么有力气，只要他们有足够的意愿，他们仍然可能从虚拟世界的泥沼中走出来，甚至，他们有能力撞破那无形的墙，走出资本的悖论，去建立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而我多么希望，这不仅仅是一个希望。

            __________转自（一个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