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9岁的艾德･保尔森在大萧条中的旧金山找工作。“我早上5点起床，赶到码头区。史倍克糖厂的大门外挤着上千人，每个人都很清楚这里只招4个人。负责人带着两个保安出来说：“我需要2个小工，另外2个下到坑里干活。”上千个人就像一群阿拉斯加犬一样冲上去抢这几根肉骨头，最后只有4个人能得到工作。”
这是斯特兹･特克尔在《艰难时代》一书中描述的一个场景。他是美国口述史权威、著名作家、广播节目制作人，曾获普利策非虚构文学奖。《艰难时代》以第一手资料反映了大萧条怎样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为此，斯特兹采访了从官员、商业巨子到农夫、工人，以及艺术家等各个行业、阶层的数百人。
那天上午，艾德･保尔森没有得到史倍克糖厂的工作。于是，他一路晃到贫民区，那里有几千号人。有人站在筐子发表一些与经济有关的奇谈怪论，大话连篇，不知所云。十一点半左右，人群来到了市政厅，市长安吉洛･罗西是个衣冠楚楚的小个子，他出来露了一面，但啥也不说。人们提出的要求包括工作、食物和栖身之地。他们相信工作会越来越多，可事实却是越来越多的人在抢越来越少的工作岗位。警察骑着马过来了，接着有人开始打斗，最后出现了伤亡。那天死了3个人，还有些人受伤。旧金山正在停摆。
西德尼･J.温伯格现在是高盛的高级合伙人，他对1929年10月29日这个日子记得特别清楚。那天股市崩盘了。他回忆道：“一直等到十点、十一点，我们才拿到最后的报告。那简直是晴天霹雳。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华尔街的人也觉得困惑，他们知道的并不比其他人多。”
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站在J.P.摩根公司前的台阶上宣布他和他的儿子们再买进普通股，试图救市。但是很快，股市再度下挫。共同基金被用来救市，可惜也只是徒劳。大众开始恐慌，拼命抛售。
“没人那么有远见，可以预见股灾。当然也有一些保守的人，他们是幸运儿，真的提前卖掉了股票。不过这样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认识的人中也没有人跳楼，虽然有人扬言要跳。他们最后不是进了养老院就是进了疯人院。”
罗斯福上任后，温伯格在前两届政府中担任顾问。但之后，温伯格就不再支持罗斯福的那套新政了。1934年，信心终结了大萧条，但经济衰退仍在持续，直到1939年爆发的二战终于给经济注射了一剂强心针。
1929年，凯里･麦克威廉姆斯在洛杉矶当律师。他回忆说，股市崩溃之后，纽约的一些编辑建议举行听证会：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大萧条？听证会在华盛顿进行，重要的企业家和银行家都出席作证。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是哪里出现了问题。现在翻看当年的记录，你会很吃惊：他们是那么无知。这是他们的职责，他们却不懂经济规律。只有教授们算是合格的证人，但是人们却觉得教授只懂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麦克威廉姆斯认为，如果能回到1929年之前的某个时间点，重新来过，采用现代化的财政管理，理解经济运行周期的话，大萧条是可以避免的。
麦克威廉姆斯对罗斯福的第一印象非常负面。1932年，他在好莱坞露天剧场听过罗斯福的演讲，他觉得罗斯福的演讲蠢透了，也没有计划，只是被迫做些好事。
罗斯福新政确实很混乱，一直在尝试各种各样的实验措施。政府经常将各种顾问召集在一起，关在一间屋子里讨论。罗斯福说：不管什么办法，你们总得想出一个来。结果就在劳工和企业家想要的东西之间取得一个平衡。那些谈革命的人低估了美国资本主义的能力、韧性和创造能力。不管你怎么评价罗斯福新政，它确实是一种创新。
大萧条刚开始的时候，戴安娜･摩根还是一个高中生。她的父亲是北卡罗莱纳州的一个成功棉花商人，还拥有一家百货商店。戴安娜是在蜜罐里长大的，但大萧条使他的父亲破产了。高中毕业后，戴安娜只能上了一所学费便宜的大学。大学第一年回家过圣诞节的时候，她发现家里的电话被切断了，后来厨子、清洁女工也没有了；再后来，自己家的房子也卖了。尽管如此，戴安娜一家的日子还算不上艰苦。
大学毕业后，戴安娜到县里的救济办事处工作，这是一个罗斯福新政的项目，任务是给那些穷得不能再穷的家庭发放救济食品券。但是，救济办事处的资金经常被立法机构质疑。3个月后，项目终止了。
之后不久，联邦政府的公共事业振兴署出现了。罗斯福意识到人们不能光靠救济过下去。这不仅让他们觉得丢脸，而且让他们丢掉了男子气概。戴安娜参与了“农村复兴项目”，政府买下一些两三百英亩的农场，戴安娜的工作是挑选可以搬到农场的家庭。农场里有房子、有家具，这样这些家庭既有了工作，也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几年后，戴安娜高兴地发现，她负责审核通过的12个家庭都干得不错，已经开始偿还贷款。他们当中没人偷懒，没人把事情搞砸。
这或许算是美国式的共同富裕吧。
巴迪･布兰肯希普出生在西弗吉尼亚州。他一出生就过着萧条的日子，1931、1932年是他最苦的时候。那时他和他的父亲在一个煤矿上干活，两个人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装运60到65吨煤，赚1块7毛5分钱。1932年的某一天，公司欠了他们20块的工钱，公司让他们把这20块钱在公司的商店里花掉，否则就不让他们再干下去。这20块钱工钱不能去支付房租、电费什么的，只能在公司商店里使用。布兰肯希普一家住的房子实际上是在一个煤矿洞里，用没有加工的木材搭起来的。即便是这样简陋的房子，也是公司名下的，矿工们要支付房租。
这样的日子很难过下去，于是在矿上工作两年后，布兰肯希普和父亲回到了自家农场。农场里的日子好多了，干活虽然很累，但不用花太多钱。
1937年，布兰肯希普和父亲又回到原来的煤矿。罗斯福让这些煤矿重新运转起来。因为有了工会，现在每天工作时间只有7个多小时，薪水也很不错。这次，布兰肯希普在矿上干了20年。
也有人很好地利用了大萧条。威廉･本顿的理想是在35岁以百万富翁的身份退休。36岁时，他做到了。
1929年底，本顿和他的搭档鲍尔斯组建了自己的广告公司。股市下挫崩盘的时候，他们的广告公司却一举成名。大萧条中的客户很愿意听听这两个年轻人的新点子。本顿抓住了广播广告兴起的历史机遇。他们先是买下了《阿莫斯和安迪》这个广播节目的广告时段，帮助白速得牙膏的销量翻了两三倍。后来他们又制作了1933年开播的广播节目——《麦斯威尔演艺船》。这个节目后来排名第一，使麦斯威尔咖啡的销量在6个月之内飙涨了85%。
那几年，本顿公司的销售额每年翻一番。大萧条之前在广告界呼风唤雨的那帮人渐渐销声匿迹，他们做生意的方式就是陪客户打高尔夫球。大萧条加快了营销研究的应用。本顿在总结成功经验时认为：我们之所以大获全胜，就是因为我们不熟悉广播领域的游戏规则。老陈在咨询、讲课中谈到的商业上的“跨界”也有这层意思。
美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希认为，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并不存在革命的风险。美国实业界尽管有两派不同的观点，但他们对美国社会的设想是一致的，那就是美国一直都将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被排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