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医治自己的医生

  在这个寻常的秋夜，空气中透着些许闷热，躺在床上的我转辗反侧，难以入睡，不经意间又想起了爷爷。爷爷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但是每每想起他，我都会泪流满面，止不住哽咽。 从小我便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因为是家里的长孙，爷爷对我非常关爱。小时候，爷爷经常会拿出他收藏的连环画绘声绘色地讲给我听。我总是听得津津有味，也从那时候养成了喜欢读书的习惯。我也很喜欢爷爷，作为村子里唯一的医生，爷爷博闻强识，颇有威望，村子里有大事总会向爷爷讨教，这也让我很崇拜他。 爷爷自幼学习中医，出身于中医世家。70年代末大集体时期，在生产队里的成年人都需要下地劳作。为了挣足工分，一大家人的口粮，爷爷总是天蒙蒙亮便去挑土修渠了，沉重的扁担日积月累，也让爷爷的背再没有挺直起来。劳累一天到家，他总是不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翻看那已经泛黄的医书，直到奶奶催促才肯灭灯入睡。后来，生产队里缺医生，便让爷爷开一家乡村诊所，不用再去担土修渠，但爷爷却更忙了。因为爷爷的医术有名，周边村庄前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从我记事起，小诊所已经初具规模，有二爸，二妈协助，并能开展普通的小手术，小院子里每天总是很热闹。一日我看到爷爷将一大叠未收诊费的病历单装在一个很破旧的袋子里收了起来，便不解地问爷爷，为什么不讨他们的诊钱。爷爷说：“都是村里人，家里困难没钱付，我把诊费单收起来不去讨就是希望他们万一有不舒服之类的还能来这治疗，不会因为欠了诊钱不好意思来而延误了看病。” 90年代末，正是我上小学的时候，作为一名中医，年近半百的爷爷也迎来了悬壶的黄金期。当时县里卫生局在招选乡镇卫生院长，爷爷也在考察的名单中。亲戚朋友们都和爷爷说，应该给卫生局的领导送礼，跑跑关系，爷爷却坚决不同意。后来，或许是因为他名气较大，还是顺利地被安排在了一个偏远的乡镇做卫生院长，而这一当就是10年。爷爷对我们几个孙子总是很大方，尤其对我们学业上的需求总是尽量满足。记得当时放假了，我总喜欢坐近2个小时的大巴车去爷爷那里玩，最开心的就是能看到爷爷帮我订阅的《少儿报》、杂志、各类书籍等。对于当时农村的孩子，我是班里唯一一个能有报纸、杂志读的学生。 2005年夏天，已经退休的爷爷突发了脑中风，看到他躺在自己曾经最熟悉又最陌生的病床上，左半边脸因为病魔而扭曲变形。爷爷用尚能活动的右手紧紧握着我的手，努力着想对我说些什么，却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我顿时止不住眼中的泪水，心里默念着爷爷快快好起来。所幸爷爷的中风医治及时，经过2个月的治疗，基本能下地走动了。为了更好的恢复，爷爷出院回家继续疗养，那个暑假，我每天陪着爷爷去小区前面的广场散步锻炼，一起打球，陪他重新学习骑自行车。经过大约半年的康复，爷爷基本恢复了各项身体的能力，但记忆力却明显变差了，甚至记不起来昨天的晚饭吃的是什么，可是爷爷对他的中医却记得很牢，把自己多年行医的药方、病例等整理成册，一字一句地摘抄在笔记本上。爷爷的字迹整洁工整，这倒与我印象中医生药方就像天书一般难懂大不相同。县里的一家医院得知爷爷退休在家，便上门表示想返聘他到医院里坐诊，家里人听了都极力反对，担心他大病方愈，身体吃不消。可爷爷执拗得很，第二天便瞒着家人去医院报到上班了。医院也考虑爷爷年纪大，允许他只坐诊上午半天，可他却常常一坐诊就是一整天。 2007年10月23日，一个阴沉的下午，在南方读大学的我接到了爸爸打来的电话，哽咽着告诉我，爷爷在凌晨因为脑中风复发抢救无效去世了。听到这个噩耗我顿时泪流满面，仿佛觉得天塌下来一般，心中一阵阵抽痛，电话中我与爸爸沉默无言，只能听到对方的哭泣声。就这样，这个奉献了自己一生的中医大夫，在自己63岁的时候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作为一名擅长治疗脑中风的中医大夫，一生治愈中风患者数千，却没能治好自己的中风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