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66届，62年入校，66年毕业。但是因为文革，滞留到67年上半年才去工厂报到。
我们班男生25名，女生15名，1至25号是男生，26至40号是女生。我和姚子兰是男女生的分界线，我是25号，她是26号。而且我和她的座位也挨着，她在我前座，我在她后座。退休后，我前脚到了无锡，她后脚也来了无锡，你说，我们俩是不是有一种缘分？
从67年离校，至今50多年，姚子兰变成什么样子了呢？
我努力回忆着姚子兰的“光辉形象”。按眼下社会的审美标准，姚子兰算得上是个美女。她体态瘦弱，身材苗条，一头乌黑柔顺的秀发，编成两根不粗不细、不长不短的辫子，一付邻家女孩的摸样。可那时我觉得她一点也不漂亮。那时候的审美标准与今天不大一样，强调体魄健美，一张红朴朴的圆脸，一汪水灵灵的大眼睛，即使矮一点，腰粗一点，那也是青春气十足的女孩子。而姚子兰有点弱不禁风，团支部称她是资产阶级小姐，入团申请写了一大摞，就是不批准。
学校规定班长不能连任，我却连任了四年，这都是姚子兰带头去学生处请愿的结果。我成绩好，还会写点诗啊散文什么的，校刊上经常有我的大名。
姚子兰坐在我的前桌，似乎很有一种优越感。一掉头，看我的作业，有时干脆拿过去抄，也不管我同意不同意。这样，青春期的男孩和女孩之间就有了点什么。我心里很烦她，但一旦她座位上空着时却又很惦记她。那娇气鬼的样子，一举一动看着不顺眼，却又总是在琢磨她的长相。
“我的思想出问题了！”我在日记里检讨自己。我们班是南京市“五好”班，“四好”团支部。我连年被评为“三好”生，优秀团员，经常向团组织汇报思想，不断“斗私批修”。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祖父是大资本家。毫无疑问，资产阶级劣根性在我的血液里天然存在。
可是我的母亲出身很苦，我的外祖父是给财主扛活的。外祖父曾经带我到他扛活的地方玩，亲眼看到他从装满芦柴的船上，把一捆捆二三尺粗、五六米长的芦柴扛到岸上，脚下的跳板不到二尺宽，一脚踩空，连人带柴就会跌进汹涌的江水中。
我是外公的心肝宝贝，他对我十分溺爱。外公每扛一捆柴，就到一张长条桌前领一根“筹子”，晚上收工时去领钱。虽说工钱压得很低，但当天兑现，从不拖欠，外公也就从来没换过东家。
外公领了钱，第一件事就是去码头的小店买两只烧饼或者一种五角形的“港脐”。每天太阳一落山，我就站在村头等外公。当看到一个微微驼背的身影出现时，箭一般地跑过去。外公把我扛在肩上，祖孙俩的笑声在夜幕下荡漾。
到了家，外公把我从肩上抱下来，站在他的锅台上。有两回，我把尿撒到了锅里。外公看见了，假装打我两下屁股，竟然连尿带水煮了晚饭。
外公去世，我长跪不起，哭得天昏地暗，我到哪里去找天底下最好的外公啊！我含着泪写了一首诗《外祖父的回忆》。
我喜欢写诗，有时候做作文也用诗写。语文老师很欣赏，说要好好培养培养，说不定将来会成为一个诗人。得到鼓励，我写作更勤奋起来，一首接一首，就想订一个本子，把写过的诗编成“诗集”。
自从解放后祖父的工厂被没收，祖父一病不起，我家的境况就十分贫困起来。
学校办书法展览，展览结束，很多“仿纸”丟在地上。我如获至宝，捡起来，把有字的裁掉，订成一个厚厚的本子，再用厚马粪纸做成封面。晚自习做完作业，就把写在零碎纸片上的诗抄在本子上，第一首就是《外祖父的回忆》。
这一切都没有逃过姚子兰的眼睛，等我把所有诗抄完，马粪纸手抄本不翼而飞。
文革一开始，外班有人贴大字报，说444班长出身剥削阶级，是校党委培养的修正主义黑苗子。
作为学校的先进集体，444班率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题班会。我在讲台上主持会议，还没说几句，有人跳上讲台，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苗子，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紧接着，又上来一个，把我推到一边，义愤填膺地指着我对大家说:“他的祖父是大资本家，他竟然写诗怀念剥削阶级的祖父，诗的题目叫什么《祖父的回忆》！”
我一下子懵了，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回过神定睛一看，一个是学生会主席，一个是团委委员。
我们班有三大“名人”，一个是我，先进集体的班长，出风头；一个是学生会主席，贫农出身，苦大仇深；一个是团委委员，家里是雇农，农村的“无产阶级”。他们都是“红五类”，我是“黑五类”。
阶级阵线如此分明，他们对我的指控也就板上钉钉。教室里先是一阵沉默，接着像水烧开了一样沸腾起来。
“把那本诗集拿出来示众！”有男生喊道。
“亲不亲，阶级分！”女生也纷纷发言。
我想辩解，那首诗不是《祖父的回忆》，是《外祖父的回忆》，外祖父和祖父不是一个人，但是声音被七嘴八舌的吵杂声掩盖了下去。
“把手抄本拿出来，不就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了？”有人说。
“我……我……”我到哪里去拿诗集，不由得头上冒出冷汗。
“就是，拿不出诗集，就说明是真的，打倒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团委委员举起拳头高喊。
“把修正主义黑苗子揪出来！”学生会主席跟着振臂高呼。
“你们冤枉好人！”一个柔弱而坚定的声音透过吵杂声，一看，是姚子兰。
姚子兰脸憋得通红，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本子走向讲台，咦！那不正是我的手抄本诗集吗？。
运动深入，造反组织“打狗队”斗垮了校党委，又开始揪学生干部里的“当权派”。我想我也是属于学生干部的“当权派”吧，加上出身不好，简直就是双料的“狗崽子”。
我颤颤抖抖地念完《外祖父的回忆》，几个女生齐声说:“乱栽赃，根本就不是《祖父的回忆》！”
这时，门外人声吵杂，教室门被踹开，几个红卫兵把一张大字报贴在我们班的门上。
全班哗然，几个男同学冲到门口，一个男生大声读起大字报上的内容。
“据“红造司”专案组调查，学生会主席根本不是贫农出身，他是混在学生队伍里的渣滓！还有那个团委委员，其父解放前伪造假钞……”
学生会主席和团委委员灰溜溜地回到座位上，批判会嘎然中止。
姚子兰毕业后分配到贵阳险峰机床厂，我打电话到险峰厂退休办，一查，她在无锡，我喜出望外，向退休办要了她的电话号，立即打了过去。
“请问哪位？”电话里传来柔弱而又悦耳的嗓音。
“啊，姚子兰！”我激动得要命。
“哦，是班长啊！”姚子兰也很激动。
“没错，是马粪纸手抄本的主人，《外祖父的回忆》的作者。”我故意“诙谐”一下，接着说:“告诉我小区，我马上过去！”
和姚子兰见了面，激动得几乎就要拥抱，从此，我们就成了一个小区的邻居，2017年，我们两家还结伴去贵州旅游，到了险峰机床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