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13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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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穿过针眼》

当 4 世纪 80 年代末安布罗斯开始写作《论义务》时，由 378 年亚得里亚堡惨败之灾引起的恐惧情绪已然消散。意大利北部由于帝国宫廷的存在而安定下来，并进入一个繁荣时期。在 383 ～ 388 年瓦伦提尼安二世统治时期，以及在狄奥多西一世统治的某些时段，米兰成为帝国首都。宫廷使米兰当地的上层阶级从晚期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中获益，财富既通过行政服务，也通过利用新都的食物需求而在米兰产生。

安布罗斯把许多思想家所认为的“宗教危机”转为了“社会关系危机”。现代人会为安布罗斯关于罗马社会的敏锐洞见拍手称赞，然而，像西玛库斯一样的多神教徒则仅仅把安布罗斯关于社会的批判当作色厉内荏的举动。

想要了解这一富有创意的内心焦虑转移方式，我们需要走近 4 世纪 80 年代晚期安布罗斯在写作《论义务》时写作的另一部作品——《论拿伯》，它取材于亚哈王与拿伯葡萄园的故事。这个关于贪得无厌的国王为了占据一位可怜农夫的地产而将其害死的残忍故事，正是一篇抨击米兰富有地主们的布道。全书以一句振聋发聩的质问开始：“拿伯之事本是古老传说，如今竟已成为日常之事！”

他利用了晚期罗马帝国的“上诉革命”。这一“上诉革命”并不限于基督教会，它并不产生于对压迫现象的高度关注，而是帝国政府出于赤裸裸的现实考虑推动的。居于庞大而迟滞的行政机构顶端的皇帝及其宫廷，想方设法地鼓励下层民众的上诉和检举行为。正如苏联一样，罗马皇帝意识到“极权国家的真正力量源自它对每位居民的随意支配”，因而，那些危险的控诉行为变得随处可见。

安布罗斯使他设想中的、穷人与其他民众间差异模糊的社会团体成为现实，并将穷人纳入大公教会之中。另外，安布罗斯还以实践表明，富人对穷人的关怀是全体基督徒团结一致的必然结果。最后，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安布罗斯所展现的紧密团结的米兰大公教会团体揭示了使人类社会成为整体的核心要素，即各自分散的人类个体能通过皈依大公教会重获久违的团结。

奥古斯丁来自与安布罗斯不同的地域，他们有着非常不同的社会背景。奥古斯丁的足迹始于非洲，他随后在意大利度过近 5 年的时光，最后又回到了非洲。奥古斯丁比安布罗斯年轻，他一直活到这位米兰主教去世后的第 33 年。后来在非洲做希波主教的时候，奥古斯丁见证了罗马帝国危机逐渐显露的过程。 410 年哥特人入侵罗马城，此后危机愈演愈烈。安布罗斯及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人绝对不会想到，罗马帝国竟然会有一天陷入如此恶劣的局势。

通过研究奥古斯丁这个样本，我们可以更加了解与他社会背景相似的群体所遭遇的内心的纠结和压力。这个人的身上反映出来的是整个阶级的紧张不安。

对西玛库斯而言，推荐奥古斯丁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他总是时不时向上级推荐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有时只是非正式的推荐，而这一次的推荐是西玛库斯用了他作为罗马大区长官的职权。作为罗马大区长官，他要负责监督罗马城里的教师和学生。西玛库斯推荐过的人中，有不少之后做了政府高官或是进入了帝国宫廷，这些人的成功也进一步使西玛库斯相信，“钻研古典文学就是平步青云之路”

像奥古斯丁一样，千百个出身于西部市议员家庭的年轻人都在努力寻求这样的成功。他们想要走出家乡的小金字塔，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或是想身怀长技，或是想身居要职，光耀门楣。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将会在思想上、宗教上进行各种形式的探索。奥古斯丁的事业并不是一项绝无仅有的奇迹，他代表了整个阶级的憧憬。

375 年前后，奥古斯丁已有 21 岁，这时罗马尼亚努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接纳了门客奥古斯丁，将他当作朋友。这也不足为奇，他们的年龄差不多，他们的文化程度都很高。以他们的例子而言，庇护人和门客与其他人一道，组成了一个朋友的团体。以心意相通为基础的友谊，甚至能够掩盖金钱上的现实问题，正如古谚所云（这句话已经流传了 800 年）：“好友之间，财物相通。”

作为一个来自遥远东方的教派，它给了奥古斯丁一种紧密的团体体验。诸如西塞罗那样的古典作家（奥古斯丁和罗马尼亚努斯都分享了他的友谊观，其实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这样）曾经许诺过这种友谊，却从来给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