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01 略说《中国禅宗》三

（第四十七段）大乘禅代表：傅翕居士

齐梁时期，除宝志公禅师代表早期的大乘禅外，另一名就是相传为弥勒菩萨化身的“傅翕”（fùxī），傅翕一直没有出家，现的是居民身，过的是居家生活，却精通佛法，传经布道，法幢高竖，与佛无异，史称付翕居士。付翕生年公元（497～569年），世称傅大士，大士是在家菩萨或大乘菩萨的别称，他是浙江省义乌市双林人，十六岁娶妻，生有二子。

付翕二十四岁得西域沙门嵩头陀指点，得知自己在兜率天宫的真实身份是弥勒后，躬耕于松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夜归行道，苦修七年，自称得首楞严大定，并能通儒、道典籍，一时名身大振，学徒云集，道场确立，从此讲经说法，总能应机，使闻法者都能各自受益，无不欢欣，道场也因此而日渐兴隆，来受法者，络绎不绝。

梁大同七年即公元（535年），大士派遣弟子傅雎奉书朝廷，说：“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白国主救世菩萨，要求晋见当今皇帝。”朝臣见此皆以为自大、不敬，以为不屑一见，而梁武帝却力排众议，派人将大士迎至殿内。

大士驾到后，武帝请他讲《金刚经》，并亲自到讲堂聆听。大士升座后，将手上的戒尺在空中挥了一下，还未开讲，即便退下。武帝感到纳闷，大士便问道：“陛下懂否？”武帝说：“不懂。”大士说：“我讲经已经结束了。”梁武帝平生敬奉佛法，堪称佛门中的饱学之士，却不解这这一字未讲，就说讲完了是什么意思，弄得一头雾水。

其实这就是“禅”，就是《金刚经》中所说：“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这就是第一义空的大乘禅，此禅离言绝相，不从外得，只可心悟，武帝还没到这个境界，所以被搞得一头雾水也就在所难免了。

傅大士不仅精信佛教，也精通儒教和道教，认为儒、释、道的根是一个，犹如百川与海，水为其母，本自融洽，因而主张三教无内外。一日大士身披袈裟、头戴道冠、脚穿儒家的鞋子，上殿朝见。

武帝见他这种打扮，不知是僧、是儒，还是道士，问其缘故，也不得其解。这是大士以大智慧，示现三教合一的博大胸怀，这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释教肚量不是小智慧的人所能理解得了的，更何况世人学佛，多著名相，宗派之间，相互排斥，所以对大士示现的平等无二的无分别相，即便讲明了，也让人很难接受、很难理解。

此处说明，佛教自东汉时期进入中国后，明确表达三教合一的思想，傅大士当是先驱，凸显了大士具有超越性的宏观见地。大士日常以慈悲为怀，一生以布施度人、以法度人，所作所为，光明磊落，舍妻赈灾等种种利人事迹，多不胜举，开法度人更是兢兢业业，无有丝毫懈怠，在佛教史上是一位身教重于言教的大德菩萨。

天竺嵩头陀曾对大士说：“我与你曾经在毗婆尸佛所发誓，而今你在兜率天宫的衣钵还在，何日当还？”因而叫大士临水观影，见圆光宝盖，显出本尊弥勒佛像。大士笑着说：“炉鞴（bèi）之所多钝铁，良医之门足病人。度生为急，何思彼乐乎？”

这几句的意思是：火炉中的火候不到，出的多是不能产成品的钝铁，意为因缘不成熟，不能度众生；良医的门中，多的是病人。意思是求医的病人多了，喻为求道的人多了，因缘成熟了，于此当务之急是渡人出离生死苦海，我又何必忙着回兜率天宫去享天福呢？由此可见，大士之大慈大悲，是真慈悲。

大士在山中居住时，有人偷盗他种的菽麦瓜果，大士即用篮子盛了送去，别人笑他愚，他却以平等布施对待每一个或善或恶的人，如此处事，非常人所能理解。大士于陈太建元年公元（569年），趺坐而终，住世寿命七十三岁。大士著有《心王铭》，有很高的实证价值，是开悟自性难得的法宝，文章不长，却字字珠玑，现将原文摘下，供禅修者参阅：

观心空王，玄妙难测。无形无相，有大神力。能灭千灾，成就万德。体性虽空，能施法则。观之无形，呼之有声。为大法将，心戒传经。水中盐味，色里胶青。决定是有，不见其形。心王亦尔，身内居停。面门出入，应物随情。自在无碍，所作皆成。了本识心，识心见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

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净律净心，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无别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虽空，贪嗔体实。入此法门，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罗蜜。慕道真士，自观自心。知佛在内，不向外寻。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心明识佛，晓了识心。离心非佛，离佛非心。

非佛莫测，无所堪任。执空滞寂，于此漂沉。诸佛菩萨，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无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无体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无，隐显不定。心性离空，能凡能圣。是故相劝，好自防慎。刹那造作，还复漂沉。清净心智，如世黄金。般若法藏，并在身心。无为法宝，非浅非深。诸佛菩萨，了此本心。有缘遇者，非去来今。

此《心王铭》中把佛教的彼岸世界和世间的此岸世界统一起来，认为佛就在眼前，就在人心，而不在遥远的西天。提出了“离心非佛、离佛非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除此心王、更无别佛”等说法，为推动佛教的中国化与大众化作出了特殊贡献。

大士以佛之见地，还留下了许多广为流传的偈颂，如：“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起坐真相随，语默同居止。纤毫不相离，如身影相似。欲识佛去处，只这话声是。”说明了“我心即佛、佛在我心；我与我佛、朝夕相伴；欲识我佛、话音即是”的道理。

又说：“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走，桥流水不流。”这些颠倒话是大士从日常经验中认识到了事物“动、静”二相的相对性和统一性，说明了“动、静”不异的道理，实为禅门“顿悟、顿修、顿超、顿圆”之纲要。

以上所说宝志公和尚与付翕大士，他们言则直指人心、行则传佛心宗，被后世公认为大乘禅的先躯代表，为达摩祖师禅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