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吴氏宗亲，不知道吴泰伯是谁，因为他们没有进入吴文化的圈子以及吴氏宗亲团体的圈子里面，仅仅依靠在社会中包括在学校里接触到知识，确实不容易知道吴氏先祖吴泰伯这个人物。但是对吴文化略有了解，以及进入到吴氏宗亲团体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吴泰伯是吴氏的始祖，也知道吴泰伯被孔子称赞为至德，还知道孔子称吴泰伯为至德的理由是“三让天下，民无得而称焉”。孔子以“三让天下，民无得而称焉”这十个字，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为吴泰伯立起了一座丰碑，也可以称之为孔子为吴泰伯竖立的十字碑。
“三让天下，民无得而称焉”这十个字，两句话，讲了两件事，一个是“三让天下”，一个是“民无得而称焉”，到底是哪件事让孔子称之为“至德”？或者说，孔子侧重于哪件事，可以称得上是“至德”？
在有记载的中国历史上，包括在孔子之前的时代，以及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让王位的人，虽然不是很多，但也并非只有吴泰伯一个人，包括同为吴氏先祖之一的季札公，在说出推辞王位的借口的时候，提到的曹国王室的子藏。季札说子藏让了王位，我要向他学习。曹国的子藏，与季札和孔子，都是同一时代的人，而孔子并没有赞赏子藏为至德，孔子同样也没有赞赏季札为至德。孔子仅仅称子藏为“贤者”，孔子也仅仅称季札为“君子”（孔子为季札写的十字碑是--“乌乎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可见，在孔子的眼中，让出王位继承权，并不是“至德”的充分必要条件。只是，让王位这件事，比较稀奇，比较有新闻效应，比较吸引眼球。至德，与“让王位”并无直接关系。
既然“三让王位继承权”不是至德的充分必要条件，那么，“三让天下，民无得而称焉”这十个字，两句话之中，另一句话---“民无得而称焉”，则应该是至德的必要条件。
这从孔子称赞另一个人是“至德”可以见得。
孔子一生只称赞两个人为至德，一是吴泰伯，一个是吴泰伯的侄子---周文王。孔子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在这里，至德的条件里，包括了两件事，一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二是“以服事殷”。
周文王的这两件事，与吴泰伯的“民无得而称焉”，有什么相同的内涵而被孔子称为至德？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吴泰伯与周文王，这伯侄二人的行为，有三个共同点。
第一个共同点是“民无得”，民众并没有从吴泰伯的“让王位”，以及周文王的“在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时候不进攻殷商”，而得到什么物质利益上的好处。
第二个共同点是“民众因为没有战乱而有幸生活于安宁之中”
第三个共同点是，民众可以从中获得对未来的向往与希望。因为从历史记载上看，吴泰伯三次放弃王位继承权，是因为古公亶父认为吴泰伯三弟季历之子姬昌（周文王）贤能，希望姬昌能继承王位，后世的人们给出另一种解释是吴泰伯三弟季历的夫人是来自于殷朝王室的重要家族，所以季历继位，有助于改善周国与殷朝中央政府的关系，所以希望季历来继承王位。无论真正的原因是哪一个，总之吴泰伯放弃王位继承权之后，周国将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周国人民也会从中得到更美好的未来。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服侍于殷”的周文王，同样是给人民带来了和平，而且强大的周王国，会有可能让残暴的纣王收敛，从而改过自新，让殷朝人民过上平静的生活。
所以可见，可以称得上至德的，是两样东西，一是给民众带来和平，二是给民众带来希望。一个行为，能给民众带来和平与希望，即使民“无得”（没有物质利益），也会“称焉”（称赞），这就可以称之为至德。
仅仅给人民带来和平，绝不可以称之为至德。因为如果只有和平，没有希望，那是妖孽横行、群魔狂舞，而民众受欺受虐的同时只是默不敢言，万马齐喑，这种和平，毫无希望，孔子并不认为这是好的。
如果仅仅给人民带来希望，也绝不可以称之为至德。因为没有和平，那是尸横遍野，流血漂橹，之后即使是将要迎来阳光灿烂幸福美满的明天，孔子也不认为这是好的。
只有给民众带来和平的同时，也给民众带来了希望，孔子认为这才是最美好的，这样的行为才是至德。
通过分析归纳，我们也可以发现，能够做出至德行为的，一般是占据优势的一方。只有首先占据了优势，才可以谈到“让”。
吴泰伯处于长子的地位，具有优势，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具有优势。在占据了优势的时候，尤其是在占据暴力优势的时候，当事人并不使用暴力。比如，吴泰伯占据了礼教的优势，但吴泰伯并没有使用礼教的规矩，来试图做出坚持。（礼教是一种规矩，也就是一种暴力，是一种强迫他人遵守的力量---暴力，虽然礼教的暴力不比法律的暴力强烈）。再比如周文王，占据了国家力量的优势，但周文王并没有使用国家力量的优势，来进攻殷朝，而仍然是服侍于殷。
可见，至德，是在竞争之中占据优势的一方，所特别具有的一个德行。在竞争之中没有占据优势，则谈不上让，谈不上至德。吴泰伯如果不是长子，他不继承王位，也没什么好说的，周文王如果不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他不进攻殷商，也没什么好说的。在竞争中做为优势的一方，放弃自己在暴力上的优势，给民众带来和平与希望，这就可以称之为至德。
如果占据优势的一方坚持丛林法则，从而使用暴力，带来战乱，带来恶行的滋长，这当然也谈不上德行，更谈不上至德。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至德并非仅仅在于三让王位继承权，重要的是，在于给民众带来和平与希望。这是孔子给出的“至德”本义的充分条件。
孔子儒学的核心内容在大学之道，指的是，亲民，明明德，止于至善。在《论语》中，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二字，一是要求忠，二是要求对各种不善，包括不忠，都要加以宽恕）。这里都是给民众带来和平与希望的举措，所以都是至德的行为。
由此也可以见得，并非只有在最优势的位置上的人，才可以行至德之为，因为优势与劣势是相对而言的，任何人都具有自己优势的方面，都有自己处在优势的时候，所以人人都可以行至德之为，做至德之事，弘扬至德精神。
周易曰：厚德载物。给民众带来和平与希望（不是只有和平而没有希望，也不是只有希望而没有和平），就可以承载天下万物的发展，这就是厚德，也就是至德。并非仅仅是可以给民众带来和平与希望的“让出王位继承权”才可以称之为至德。
儒教主张“日三省乎己”，这种反省，近似于忏悔。中华经典古籍《左传》中也强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若能改过，善莫大焉。主张忏悔改过，是最大的善（善莫大矣，没有比这更大的善），认为是一件比捐善款、做慈善、放生、做好事等等都要大得多的善。而佛教强烈主张忏悔，而且要求是大声忏悔，在大众广庭之下大声忏悔，忏悔自己“杀盗淫妄”与“贪瞋痴慢”等有违戒律的思想念头与言行。但是这种极佳的修行方式，似乎被当代的佛教忽略了。
这些教义与主张，与至德精神所提倡是谦逊，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精神或心态，或境界，可以消除和抑制人类的傲慢、自豪、兴奋、喜悦之情绪，让人恢复到平心、息心、平常心的状态，有助于人的身心健康以及维持理性。
虽然儒家还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当然，儒家的这种主张，与陈胜吴广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都属于以傲慢与自豪为基础的亢奋之心境，这是弱者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时候，所需要的兴奋情绪，这应该是属于“道”的范畴，与“德”的关系不大。当然，这种兴奋情绪容易导致某些理性的缺失。
所以，这种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弱者所持的“道”，与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强者，所持的谦逊或忏悔而致的淡然平常心（德），有所不同。
关于“道”,道家始祖老子称之为“天地母”,“道”的另一个名字是“大”，老子认为天大,地大,人大,道大.也就是说,天、地、人、道，都同属于是道，都有“天地母”的属性。从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下万物都是在“效法自己”（法自然），也就是在效法“天地母”。这与佛教的“一切唯心造”有相近之处。
当处于强势地位的人要坚持丛林法则，对弱者大加压制的时候，那么必然就有让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众阉割成“太监”的需求与制度出现，也必然会出现让处于弱势的女子裹脚的需求和风俗出现。这两个中华文化中所特有的现象，与至德精神是完全背道而弛的。这是在中国处于强势地位的人抛弃至德精神，发扬了中华文化中“失德”与“缺德”的糟粕，而出现的恶果。
可见，当处于强势地位的人，放弃了至德精神的时候，放弃了谦逊精神的时候，剩下的，只有希望无尽的巩固强势地位，希望无限地巩固强权，这如同武侠小说中的口号“一统江山，千秋万代”。他们不知道世界上，总有潮起潮落，总有阴阳圆缺，一个势力，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可能永远处于强者的地位，关键是，当自己随着自然规律，处于弱者地位之时，如何保障幸福安康。
在儒家经典所主张的“明明德”的体制下，中华历史上尧舜所行使的以众人推举为基础的禅让体制之下，完全等同于在民主制度下，人们根本不害怕处于弱者地位，人们根本不害怕失去强权，人们根本不害怕竞选失败而当不了总统。只有专制制度下，人们才万分害怕失去权力，失去领导人的位子，从而不惜行使一切丑恶而保卫这些强势位子，从而让人间充满了丑恶与劣行，包括各类假人、假话、假事、假物。因为他们知道，兵不厌诈，只有以假来做为武器，才是最有力量的，最有效率的。当强势地位的人衷爱于“假恶丑”的时候，强势地位的人必然拼命排斥并憎恨“真善美”，因为“真善美”会让他们失去力量，从而失去强势地位，这必然是丧失至德精神的结果，必然是丧失谦逊精神的结果。
也由此可见，吴氏文化的至德精神所持的谦逊心态，给世界带来的，将是真善美，将是和平与希望，而不仅仅是给世人（无论是处于强势地位的，还是处于弱势地位人）带来幸福安康。
至德精神是儒家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当处于强势地位之人在秉承中华文化精髓之时，给这个世界带来的，也必然是公开、公正、公平，以及自由、平等、民主，从而为这个世界带来光明。而不是在惊恐万状之中，拼命维护这个世界的黑暗。
由此可见，吴氏宗亲，在东方，在全世界，弘扬吴氏文化至德精神，为世界带来和平与希望，是一件前途光明而居功甚伟的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