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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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写了篇《打花杈》，铁哥点评：满满回忆，真实生活，我也是如此，不过棉蛉虫生存能力真强，最毒的毒药都难以对付它。让我又想起那些年打农药的艰难。

上世纪70年代，我还小，喜欢看社员们在棉田打农药。

那时用的是最原始的喷雾器。一个不到1米长的圆铁筒子，上面一侧是加压力的手柄，另一侧是灌注农药的盖子。盖子下面是装农药的容器，连着一个长长的橡胶管和铁管，橡胶管和铁管之间有个开关，铁管的前端有个二分硬币大的喷嘴。

每个生产队都有个麦场。这时候，麦收已过，场边防火用的大水缸还在。打农药的社员们，拧开喷雾器上的盖子，用铁瓢从水缸里往里面加水，不能超过水位线，然后打开农药瓶子，按比例倒入适量的农药。

当时的农药只有三种：1605、3911和乐果。现在知道它们都是有机磷农药，杀虫效果自然好，可对人体、对其它动物的毒害也很强，对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也会带来巨大的破坏。

配好农药后，盖上盖子拧紧，一只手抓住手柄上下抽动一阵，加好压力。社员们排成一队，等队长把任务说清楚，就排队出发。那个阵势，和上战场的士兵们，一模一样。

到了棉田地头，每人分到一个畦子，四垄。站在畦子中间，打开橡胶管和铁管之间的那个开关，在强大的压力下，农药顺着喷嘴向棉花的叶片上急射，但由于喷嘴上的孔太小，药液便成雾状形式呈现，在阳光的照射下有七色光彩，煞是好看。

一喷雾器的药水，到了地头，基本上就喷完了。队长记下喷过农药的地块，社员们便嘻嘻哈哈往回走，这便可以记10个工分，相当于一整天的工作量。因为有喷洒农药时中毒上医院抢救的前例，大家也都知道了这是件很危险的工作。

当我能背动这样的喷雾器后，土地已分到家里，这时我上了师专，暑假期间的打农药，便独揽了起来。父亲在外面当工人，弟弟还小，这样的活儿，只要自己在家，就不让母亲和妹妹插手。

去打药前，先要打听好哪里有水，像在生产队上一晌一桶药水的现象，绝不能再重演。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一晌打完一块棉田。如果地的周围没有水，便要想办法去时带好。

这时的杀虫剂，变成了速灭杀丁和溴氰菊酯，一小瓶盖就能把整桶水调成乳白。打药要找晴天，最好阳光最毒的时候，虫子们正渴得不耐烦，效果也是最佳。可这时，也是天最热的时候，我带了毛巾，自然不怕。洒过一程，把药筒放下来歇歇，喘口气，拧一把毛巾里的汗水，继续。

最难受的是回到家，勉强吃过午饭，躺在堂屋东边的床上，脸上的热气“呼呼呼”直冒，感觉就像到了一个蒸笼里。我用一个湿毛巾覆盖在脸上，让热气被吸走。把腿贴上墙，让墙里厚厚的泥土吸收我全身的热量，很快就全身清凉。

后来我才知道，皮肤那么热，是中了毒。

可那时的农村，这根本不算什么，只要是有一点翻身的机会，谁也会不惜一切代价。而且这点皮肤药物中毒，就是一瞬间的事儿，不会死人，棉铃虫死了就行。

许多事情往往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儿，棉铃虫也很聪明，渐渐地对速灭杀丁和溴氰菊酯不敏感了，我们只好用呋喃丹埋根。可这呋喃丹太毒了，杀棉铃虫是小菜，杀人也不在话下，后来就绝迹了。

现在的棉农还是不是打农药，我不知道。一个农民的孩子，脱离了土地，该是怎样的伤感，也许只有自己心里明白。随着抗虫棉的发展，喷洒农药的时代成为了历史，这我倒是很清楚。我坚持认为，我的这篇记忆，埋藏在历史的长河里，永远不要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