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博的人是多么神奇啊，他们的大脑像蜘蛛网，粘住所有知识的小昆虫。而我的大脑是一块西瓜皮，所有的知识一脚踩上，就滑的无影无踪。
人的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自我绑架，唯有失去是通向自由之途。
“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月亮与六便士》
梦想多么妖冶，多么锋利，人们在惊慌中四处跳窜，逃向功名，或者利禄，或者求功名利禄而不得的怨恨。
获得承认和追求自由之间，有一个多么辩证的关系。
在兰德的观念里，成功与功成名就没有什么关系，成功就是一个人捍卫自己的完整性。
功夫常常是会负有心人的，功夫负不负有心人本该没有那么重要的；“有心”的价值是不能用“负与不负”来衡量的。
不要让某种集体的意志或者情感蒙蔽自我，你比你所想象的更自由。
还有一些词汇，它们本身也许是很无辜的，但是由于它们被使用的频率太高了，被用旧了，用脏了，这样的词汇，也遭人烦，比如“残酷青春”，比如“西藏旅游”，比如“杜拉斯”或者“村上春树”。
制度固然重要，而文化是降低制度实施成本最有效的因素。
这样想想人生真的是有些可怕。那么短的时间，那么少的一笔抚恤金，可你还总是买一些自己并不需要并不想要并不喜好的东西，从来不穿或者很少穿的衣服，吃了两口就扔掉的食物，放到过期也没有喝完的牛奶。
有些人注定是你生命里的癌症，而有些人只是一个喷嚏而已。
历史是一个无限且循环小数。
美好的秘诀就是速朽。
毛姆写作的目的，不是文学史上的一个位置，而是他对面那个喝茶的朋友的一声叹息。
为什么勇气的问题总是被误以为是时间的问题，而那些沉重、抑郁的、不得已的，总是被叫做生活本身。
也许《麦田守望者》并不仅仅是一部青春小说。它是关于一个人在看透人生之注定失败后如何说服自己去耐心地完成这个失败的小说。
如果一个人有勇气但是没有梦想呢？如果“他们”之所以成为“他们”从来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仅仅是因为他内心缺乏使命，或者缺乏实现这种使命的才华呢？就是说——我知道这听上去很残忍——如果并不是每一个躯壳里都有一个叫做灵魂的东西呢？
我想找一个对新鲜的知识、品格的改进、情感的扩张有胃口的人。
国外：他所不能忍受的，是“历史的终结”，是那种生活的尽头感，是曾经奔涌向前的时间突然慢下来，停下来，无处可去，在他家那美丽的院子里，渐渐化为一潭寂静的绿。
国内：历史还远远没有抵达它的尽头，未来还坐在红盖头里面激发他的想象力，他还可以那么全力以赴地向它奔跑，并且从这全力以赴中感受到意义凛冽的吹拂。
请允许我坐在这个已经曲终人散的历史的终点，想象一下舞台上的刀光剑影吧。
书看完一本，才再买一本新的，衣服扔掉一件，再买一件新的，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严格的数字化管理。
幸福其实往往比我们所想象的要简单很多，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不把所有复杂的不幸都给探索经历一遍，不把所有该摔的跤都摔一遍，不把所有的山都给爬一遍，我们就没法相信其实山脚下的那块巴掌大的树荫下就有幸福。
给简单的东西带上术语的墨镜使其显得扑朔迷离。
大部分美式社科学问的特点就是：精致的平庸。
因为患有爱情饥渴症，所以你寻找爱情的时候，寻找的是一剂膏药，牢牢地贴在你的伤口上。
据说真正的爱情，不是因为对方能带给你什么，而是因为你就是欣赏他的美好。
一个人占有得越多，就被占有得越多。
crush：短暂地、热烈地但又是羞涩地爱恋
男人长相的几个档次：丧权辱国，闭关自守，韬光养晦，为国争光，精忠报国。
我毕生的理想，就是找个高高大大的男生，他就那么随便一帅，我就那么随便一赖，然后岁月流逝，我们磨磨蹭蹭地变老。
如果我们不用斤来衡量芭蕾舞、用米来描述莫扎特，又怎能用一生、半生、九又三分之一生来衡量爱的质地。
如果人生只是弹指一挥间，那青春是什么呢？能发生的已经发生，尚未发生的将永远不会发生。
世界上有一种强权，“虚弱得只剩下暴力”。
现在我们看的电视，上的网，用的iPod，坐的飞机……这一切，其实都是“一小撮”科学家发明设计的，他们越聪明，民众就越白痴。人类的智能，就像人类的财富一样，越来越向金字塔顶尖的一小撮人集中，这真叫我忧心如焚。
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地图，历史重新变成了漫无目的的流浪。
这个世界的得救，需要的也许不再是振臂高呼时的豪迈，而是一个外科大夫对待一颗跳动心脏时的纤细。
当今的中国，真正关心政治，是王小波所说的“反熵”行为。
但真正关心政治，不是关心领导人的起居和病历，而是关心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是关心“事件”，是关心正义。
既然新闻媒体的职能之一是监督政府，负面报道对于政府也许不是好事，但是对于社会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雨果说，当一种观念的时代已经到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它。这话的反面是：当一种观念的时代已经过去，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挽留它。
在新文化运动中，至少在其早期，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要求重估一切价值。
重估并不一定意味着否定，重估意味着审视和追问、意味着从传统、从权威、从成见、从经典、从集体、从他人那里收复自己的头脑，对每一个塞给自己的信条问“为什么”。
我想大学精神的本质，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深奥，而恰恰是恢复人类的天真。天真的人，才会无穷无尽地追问关于这个世界的道理。大学要造就的，正是这种追问的精神，也就是那些“成熟的人”不屑一顾的“呆子气”。
真正的人文教育，是引领一群孩童，突破由事务主义引起的短视，来到星空之下，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数学、物理、生物、心理，像星星一样在深蓝的天空中闪耀，大人们手把手地告诉儿童，那个星叫什么星，它离我们有多远，它又为什么在那里。
专制能够得逞，不可能靠一个人的伎俩，它一定是成千上万人合力的结果：是他们的“协助”，或至少他们的沉默，为专制者铺好了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