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BN: 9787521735611
。。内容简介。。
近年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世界越发动荡，区域冲突加剧，经济萎靡不振，迷茫与失序感充斥于公众情绪中。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急需寻找出口，以致许多人似乎忘记了战争的教训，心态倒退回19世纪，变为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的拥趸。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也许我们应该意识到，现实层面的危机与思想层面的困顿是一对孪生兄弟，其背后是现代社会价值基础的混乱和人文精神的衰落。
何为人文精神的衰落？繁荣的物质文明，前所未有的科学革命使大量的知识、数据、信息涌动于普通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我们沉醉于虚拟体验，寄希望于科技发展带来秩序的革新和社会的持续繁荣，却无法规避后真相时代的人心浮躁、意义丧失、真假不分。我们缺乏对现代科学的宏观理解，虚浮于技术带来的狂欢，放弃了思考，因此陷入无可避免的现代性危机。
为了回应这一问题，本书提出了“真实性哲学”的概念，详细剖解了20世纪的三场革命——全球化的兴起、科学革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尝试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技术发达的现代社会如何陷入了今天的困境，探索现代社会中科学和人文分离的本质。我们需要唤醒哲学思考，通过明确什么是科学，确立科学的边界，关照作为现代人真实的价值和意义，重塑 “真实心灵”，在此基础上，明晰对理想现代社会的追求。
。。作者简介。。
金观涛，生于1947年，现任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名誉研究员。
主要著作有《系统的哲学》《历史的巨镜》《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探索大历史的结构》。与刘青峰长期合作研究，合著代表作有《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一卷）》《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
。。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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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一辈学者中，金观涛先生一直没有停止思考和探索，每年推出新书都让小辈赞叹老先生依旧笔耕不辍，实在难得。因为本书和中国思想史十讲一样，讲义和著作融为一炉，在可读性上来说值得称赞。但全书的问题意识依然没有摆脱八十年代的氛围，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思考，也可以说没有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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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物质世界超前追求的欲望远远甩开了对人文精神的探索关怀。硬件水平的高度发达与软件内涵的徘徊孱弱形成了极大反差，结果要么回到原始状态从头再来，要么没有机会直接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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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哲学研究必须敢于正视历史回溯带来的思想困境”，它源于人文价值真实性的消解，以及科学被异化为科学乌托邦。用“拱桥”作为意向来理解经验世界和符号世界的关系，从而构建真实性哲学来为困境找出路，是作者贡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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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先生的新作《消失的真实》，提出了耳目一新的“真实性哲学”。开卷数日，给我的初步启发之一，就是泛“科学主义”的危害性远比自己曾经知觉的普遍和严重。我们这个时代，人文精神的堕落，恐怕是不争的事实 (这里我想起一个几十年前的感叹，就是诗的式微，可做一个例证)。金先生深掘其根源，在于真实心灵 (即全面而整体的真实性判断力——经验的、价值的、终极关怀/生命价值的三种真实性) 的解体。对于造成这种解体的根本原因，则追溯到了“科学乌托邦”的兴起，乃至主导了近代文明的西方哲学传统！最可贵的是，这不是突兀或直觉的断言；金先生对此做出了严密的分析和论证。虽然阅读还不深，但结合自己以往的思考和观察，觉得这个大结论至少对我，是初步信服的，也是震撼的。
所谓“科学乌托邦”是指“对科学技术的盲目迷信”，就是那种科学至上，将科学奉为一种“高等”价值观，甚至推到类似宗教位置的思潮，也就是“科学主义”(为避免可能的特殊定义的陷阱，我常在前面再加上一个“泛”字)。泛科学主义的危害性，也是我近年意识到的一件事。前一阵有感而写《理解科学》一文时，就隐含着针对性。
读到《真实》中对于科学的界定，感觉整体上与自己已经建立的认识相当一致的；金观涛先生的界定明确，深刻，有建设性，有清晰的逻辑。金先生指出科学的核心，或者说科学真实性的实质，是为“受控实验普遍可重复为真”。我第一眼看到时，并未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读了他 1989 论文《奇异悖论——证伪主义可以被证伪吗》，其中对证伪主义的批判犀利而透彻，直击要害，令我折服。遵循他的阐述，从单称陈述成立背后隐藏的条件，即普遍可观察性的揭示，到“递归确证”概念的提出，眼前一亮！从递归确证到“受控实验普遍可重复为真”，到自然数乃至数学的重新界定，以及数学真实性与科学/经验真实性关系的揭示，崭新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水到渠成地呈现……整个论证，环环相扣，逻辑清晰，有强烈的说服力。而在此基础上推演出的进一步的东西，如现代性的产生、科学乌托邦与当代哲学革命背后的干系和危害，它们如何能危害人文社会，造成历史大倒退的思想困境等等，则不仅新颖，甚至震撼。
当然，这只是说我自己的初步感受。对如上面提到的一些重大判断，毫无疑问，需要更多的诘问、考验。自己更需要反复的学习、思考。但我愿意迅速地采纳一些东西，一方面当然在于它们符合自己所相信和长期坚持的一些东西，另一方面，以科学观而言，如金先生指出：“事实上，自现代科学诞生以来，上述原则就是科学界的金科玉律，只是没有被意识到罢了。”例如，《理解科学》里写道“科学不是绝对的，科学论断都有范围或条件、假设。”《“科学一定正确吗？”》以如何对待“灵魂不灭”或“人可以轮回往生”为例说明，科学的中肯态度应当是说“我们找不到适当的、可重复的方法去证实它曾经发生或不能发生 (或者说，无法以科学的方式有效地考查其正确性)，因此不属于科学的范畴。”等等。这些叙述，是我自己形成的对科学的基本认识，从逻辑上看，几乎直接可以看作对金先生上述界定的一些解释或展开。正如金先生言，这些原则，一直在指导着科学家，表现在他们的思想和实践中，只是其哲学意义从没有被当代哲学 (主流) 所发现或者重视。
有了这些认识，作为行动派，在技术上就应该更加小心地使用“科学”一词，尽量使用明确、狭义的表述，例如“自然科学”、“经验科学”，尽量不使用泛化的科学概念，例如，不应将所有确证的知识看作科学知识，包括我在理解科学一文谈到的，不要将科学作为价值观，不要用“科学的”代替“正确的”、“合理的”等等。这不仅仅是文字上的讲究，而是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背景，即《真实》所着重阐述的，当今世界“真实心灵的解体”的根源问题：科学乌托邦的泛滥。
回看一下之前的自己的几篇文字，虽然意识中有对有对科学主义的明确拒斥，但没有意识到如金先生所揭示那种层面的危害。比如《理解科学》一文，针对泛科学主义的态度和对科学社会中立性的强调都很清晰，在读了《真实》后回头检视这篇文章，并没有发现必须修改的地方，其中的立意和基本观点与金先生的《真实》里的思想相当一致，这让我甚至有一点点自豪。但《“科学、哲学、神学的本质是什么？”》一文在概念使用上，说到可以将“科学知识”理解为“所有得到确证的知识的综合”，或“将科学理解为获得正确知识的术及其过程与结果”，这种说法或被理解为一种全称陈述，按这个思路，在其之下进一步划分，例如自然科学的、逻辑的、数学的、历史的，甚至文化的、风俗的等等，也可以构成一个综合方案。读了《真实》就会意识到，在现实社会问题的大背景下，这种综合方案是有害的，涉及的不仅仅是知识分类或语意方案的权衡。应当推广更狭义也更明确、边界更加清晰的“科学”概念运用，减少“科学”、“科学的”等词语的引申用法或滥用，帮助减少泛科学主义的危害。在《“科学一定正确吗？”》中提到，“可以说，科学本身就是搞清楚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不正确的方法、过程和结果。”与上面类似，对此有必要加一个注释，说明“正确”及其判定方法并非只在科学一途——这样，不论对以广义还是狭义理解科学的读者，都构成一个必要的提示，对于潜在泛科学主义的防范或提醒。
(认识到就行动。现在要马上修改一下之前发出那几篇关于科学的小“科普”，虽然没几个人看到，毕竟是公开的——勿以善小而不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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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才明白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进入思想史的难点，那就是对客观性和价值中立的默认。它往往使得研究者无法将自己视为社会行动者，在心中重演自己所研究的社会行动，其后果是不能真正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在思想之外谈思想，实际上是不自觉地用“研究者的思想”代替“行动者的思想”，这一切导致了假理解。人文和历史研究当然也要求客观性和价值中立，但这是用另一种方法来实现的，具体可分为两步：第一步，研究者进入某一种价值体系对其进行理解；第二步，研究者从这种价值体系中退出来，成为它的批判者和反思者。这种“进入”和“退出”必须在研究过程中反复进行。没有“进入”，研究者就无法理解过去人的心灵，以及观念展开和变化的内在逻辑；没有“退出”，研究者就不会有客观的反思，甚至看不到作为整体的观念系统，也就不能将自己“进入”后的体验表达为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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