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国是””考
上、北宋篇
下、南宋篇
“国是”是宋代政治文化的独有现象，是权力结构中一个组成部分。“国是”法度化起源于熙宁变法与党争、党禁、伪学等重大政治事件常纠结在一起。
上、北宋篇
“国是”与士大夫与皇帝同治天下的意识分不开。第一次出现于宋朝廷争议，是在熙宁三年神宗与司马光的一次辩论中。孙书敖的“国是”之所以在此时引起神宗的注意，作者认为是士大夫回向“三代”的革新要求和“以天下为己任”参与意识的发展而起。此时的神宗有了“变法”的决心，于是为解决士大夫中革新与守旧之争以及其他异议，“定国是”成为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国是”便成为宋代政治系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一切政争必自”国是“始。
作者从《邵氏闻见录》以及《王珪传》中的两段记载分析，神宗将”新法“定为“国是”之时，”新法“便不再是王安石个人的关于改革的设计，而是神宗与士大夫们共定的“国是”了。“国是”等于现代专制体制中所谓“最高国策”或“正确路线”，即便在王安石二次罢相后，神宗仍坚持推行“新法”（他亲自肯定过得“国是”）。元丰五年他亲定的官制可加深对神宗“国是”执着心理的了解，此时的神宗希望在变法改制上有自己的独特贡献，所以他据《周礼》遣意重定官制，而蔡确也深知神宗心理而以“国是方定”来阻止司马光复出，怕的就是司马光的“异议”会动摇“国是”，“国是”变则宰相必将易人，这也造成了士大夫之间的党争越来越激化。在这里作者按时代先后举了几个最显著的实例以资说明。当神宗死后，宣仁“驿召司马光，吕公著”，宣仁尽变神宗“国是”，但实际上是在宣仁后以“听政”的身份发动的，至此可再看出君权才是变法的政治源动力。元祐的“国是”也是宣仁后与大批“异论”士大夫共定的，此番推翻“国是”的举动在宣仁死后立即爆发了“绍述”运动（邓润甫最早提出“国是”）。哲宗也有了“绍述”神宗“国是”的迫切要求，之所以造出一个“绍述”的“国是”来，是因为君权和相权的合法性都必须有“国是”提供。
“国是未定“的两遭变更，第一是元祐朝，第二是哲宗死后，钦圣太后与徽宗同听政时期，此时以”建中“为”国是“（”建中“是钦圣的旨意）。但在钦圣死后，“绍述”始又抬头。
借“绍述”以制天子是蔡京之弟卞，蔡卞的背景（王安石的女婿，收录《日录》孤本）使他对”新法“背景的阐释普遍被接受，他是熙宁变法历史“绍述”最具权威的专家（“绍述”即全面继承神宗王安石的政治遗产），”新法“是皇帝与士大夫共定的”国是”。“国是既定”也说明在皇帝与士大夫之间订立了必须共同遵守的契约，在“国是”观念尚未成立之时，真宗尚可“且要异论相揽”，但到哲宗和徽宗之时，两人曾公开承认“绍述”为“国是”自然要受约束，所以蔡卞可“专托”“绍述”上欺下胁。由此可看出在“国是”法度化之后，无论是谁都不得有公然违背“既定国是”的举措。也清楚地呈现了“国是”为君权相权提供了合法性。
在《士师八成议》中王安石以”守正“斥”异论“者为”邪诬”，知识意义上的错误已升级为道德意义上的邪恶。将“绍述”提升到“国是”的高度为执政派以政治权力镇压反对派提供了合法的基础，“正邪”也正式被用来界定士大夫的政治成分。
神宗所创立的“国是”观念，经过哲宗绍圣和徽宗崇宁两度“绍述”已成为宋代政治系统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大特征，“国是”是“绍述”的终极根据，也促使了元祐和建中靖国朝政的被推翻。
下、南宋篇
钦宗禅继后“国是”争论重现。钦宗时，朝廷上仍有激烈的党争。高宗（康王）帝统直接得之于“元祐皇后”，必推崇宣仁和元佑之政。即位后“罢青苗钱”成为新政的最先措施。皇帝与宰相皆公开袒护元祐“绍述”作为“国是”，在钦宗靖康这一年逐渐解体，但并没有马上彻底失势，元祐派与“绍述”派之争是寄托在“国是”合法性上面的权利和职位。在南宋第一个提出“国是”问题的人是李纲。他所引“愿相国与诸侯，士大夫共定“国是””直承神宗，认为“国是”是国家的最高政治纲领，有制度上的约束力，朝廷不能任意改变，士大夫也不能再以“异论相揽”，但最终决定权仍在皇帝。李纲的“国是”观念具有超党派性质，他是在“绍述”势力瓦解，元祐派抬头的形势下，重提“国是”表明了“绍述”派以外的士大夫也承认了它的有效性。李纲在政治上偏向元祐旧党，在南宋之始便提出了建立“国是”的大议论，也说明“国是”已深入士大夫之心，而非“绍述”派专利，证明了“国是”是宋代政治系统中的一个基本环节。李纲的奏劄宣告南宋“国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元祐派的政治回潮与“国是”没有关系。他提出的和、战、守三策才是贯穿南宋的“国是”问题。他的“国是”奏劄留存中书省，成为必须“遵行”的官方文书。高宗择“和”为“国是”，借口即为“为国谋”。
秦桧效仿王安石取得高宗绝对信任（三次“留身奏事”，两次要高宗“思虑三日”，又两次强调“不许群臣干与”），作者认为南宋第一次定“国是”曾有意识的参考了北宋第一次定“国是”的前例。“和”成为“国是”后，朝廷对于异议者可以名正言顺的给予处罚了。
但是，单凭秦桧与高宗私下商议的终归要由皇帝与士大夫“共定”才能成为“国是”。他用大批附和和议的人（如勾龙如渊，施庭臣，莫将等）台谏以制造舆论，所以在绍兴八年“和”正式成为南宋的“国是”。
作者说在秦桧三次留身与高宗议“国是”时并未出现“国是”二字，但据此推论出来的论断确有史料支持的。首先是朱熹为其父所写的《朱公行状》有云“国是已定”，正是指八年的议和而言。第二是绍兴十年五月，金人败盟，秦桧主和不弃“国是”，在《系年要录》中有记载，《宋史》中《秦桧传》的记载也说明了相位完全建立完全建立在以“和”为“国是”的基础之上，也证明了秦桧的“留身”是议“国是”。第三在秦桧的《遗表》中“谨国是之摇动”
朱熹引《戊午谠论序》中所谓“定而不可破”的“和议”及秦桧所言“国是”，即第一次“定国是”必在绍兴八年。
在高宗的最后的一两年，金南侵，和局已破，“和”之“国是”难持续下去，故禅让于孝宗，此形势打开了重定“国是”的门户。孝宗“锐意恢复”最根本的原因是高宗与大多数执政大臣与士大夫都倾向于回到“和”的“国是”（颁给“沿边将士”的诏书上可获确证）。
在这一章，所引史事（熙宁的新法、绍圣、崇宁的“绍述”或绍兴的“和议”）主旨都是为了探讨法度化的“国是”在宋代政治系统中的关键功能。“时孝宗屡易相，国论未定”“国论”即“国是”。孝宗即位之始，对于“国是”游移不定，宰相与之共进退，南宋“国是”争论一直围绕着李纲提出的和、战、守三个主题旋转。在《王质传》中，汤思退出秦桧名下，持“和议”为“国是”以保全相位，也证明了相权的争取和维持都必须靠“定国是”做最后的保障（钱端礼援引“国是”取得相位也证明了这一点）。
朱熹在乾道元年《与陈侍（俊卿）书》中论“大患之本”，对宋代的“国是”问题做了一次系统的回顾和评论。他把南宋的“国是”上溯到熙宁新法，特别强调“绍述”的影响，他说“国是”变成“劫制士大夫不齐之口”来批评“国是”的法度化的功能。在元丰元年，吕公著说“沮坏法度”是对“国是”公开提出异议。朱熹说“主其偏见，济其私心，强为之名，号曰国是”表明他已看透“国是”的理想落在权力世界的必然结果，但实际上“国是”本质上就是为夺权与保权而服务的，“及其私心”，宰相与“国是”共进退。朱熹最后也成为了“国是”的牺牲品，汝愚罢相，庆元党禁，与“国是”的关系在《庆元党禁》中可见。韩侂冑通过台谏官运用“国是”来压制一切反对的议论。在《禁伪学诏》中“诏禁伪学”的对象有“权臣”赵汝愚，也有“倡为道学”的朱熹，罪状即是“倾国是而惑众心“，导致其晚年生活之悲惨。在朱熹的整个历史世界中，“国是”不容置疑的占据了一个枢纽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