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开元年间，正是唐玄宗李隆基处于人生巅峰的时刻——他治下的江山不仅国泰民安，而且富庶的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在大唐之外，那些不服不忿的蛮夷要么被揍得落花流水，要么乖顺得一塌糊涂，“天可汗”的美名再度响彻大漠草原。在志得意满之下，这位在历史上名声毁誉参半的皇帝理所当然的要搞些“形象工程”，以求青史留名。于是他跑去泰山封了禅，修了集贤殿书院，编订了《大唐开元礼》、《大唐六典》等法典，又大搞藏书，使得“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新唐书·卷五十七·志第四十七》）。
而李隆基的另一大创举，就是在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首开了武庙祭祀文化的先河：
“丙申，初令两京诸州各置太公庙，以张良配飨，选古名将，以备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礼。”（《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唐纪第二十九》）
皇帝张张嘴，臣子跑断腿。为了确定谁才有资格能陪着姜太公享受后人的供奉香火，一大堆大唐朝的名臣良相们不知翻烂了多少本古籍、吵哑了多少回喉咙，终于凑齐了所谓的“武庙十哲”。他们分别是汉太子少傅张良、齐大司马田穰苴、吴将军孙武、魏西河守吴起、燕昌国君乐毅列于右；秦武安君白起、汉淮阴侯韩信、蜀丞相诸葛亮、唐尚书右仆射卫国公李靖、司空英国公李勣列于左。同时因为皇帝指定的缘故，张良的地位高出一头，获得了“副祀”的资格。
话说入选武庙十哲的诸位名将的资格问题，肯定会有所争议。比如白起能入选，那么让同列“战国四将”的“翦颇牧”情何以堪？比如长驱域外千百里、扬大汉威名于塞外的汉之卫霍为啥榜上无名？再比如当时距李靖、李勣辞世不过几十年，在那个越古越牛、越老越神的年代，二李之所以能入选，是不是大唐王朝在作弊？
这种争议其实没啥可奇怪的，毕竟“一千个读者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要是让我在初唐名将中挑两位入选十哲，那么将骑兵突击战术玩得出神入化，一生中“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旧唐书·卷八十三·列传第三十三》）的悍将苏定方就必是首选。
这当然不是说李靖和李勣就没有资格。李靖先不去说他，李勣作为史上少有的不但战功赫赫，而且能得善终，同时在老板、同僚、下属乃至敌人都有口皆碑的人物，实在是堪称历代名将之典范。
李勣就是李世勣，也是徐世勣，但还真不能乱叫一气。
在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中，吕布因屡降屡叛而被讽为“三姓家奴”，如今更在网络上被调侃成了义父杀手。不过这种事情在隋唐交替之际压根都不算事，那会儿的名臣名将中“两姓”、“三姓”那啥的遍地都是，大将秦琼还曾“四姓”过，被誉为“人镜”的著名谏臣魏徵甚至玩过“五姓”，简直让人瞠目结舌。
（其实说魏徵“六姓”也行——鲜为人知的是，老魏在降唐后又曾被窦建德俘虏过，而且立场还不咋坚定，给老窦当过一阵子起居舍人。之后秦王李世民干掉了老窦，魏徵等于是二度降唐。）
相较之下，李勣的经历相对单纯。他一出道就上了瓦岗，瓦岗完蛋之后就降了唐，此后便从一而终，在初唐那个降臣遍地走、叛将多如狗的年代，绝对算得上是履历清白。
不过这货让人比较头疼的是他的名字：徐世勣、李世勣、李勣——我们到底该怎么称呼他？
这个问题曾有不少朋友问过我。严格的讲，这家伙虽然有过两姓两名，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还真不能乱叫一气。
他本姓徐，名世勣，字懋功，出身平北祖上房徐氏。虽然老徐家算不上什么名门大族，但也是豪富之家，在当地非常有影响。所以徐世勣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且文武兼资，堪称少年天才。
隋大业末年天下板荡，兵灾四起，不甘寂寞的徐世勣就近加入了翟让领导的瓦岗军。从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到武德二年（公元619年）间，他为瓦岗南征北战而且几乎无一败绩，在不管是史实还是传说中的瓦岗军众多大将中，战功无人能出其右。
而且徐世勣在降唐之时还不计前嫌的推功给李密（李密在与翟让内讧时，差点连徐世勣一起干掉），这就让唐高祖李渊更加青睐于他。为了笼络住这个杰出的人才，李渊不但不吝加官晋爵，还特地赐以国姓李氏：
“高祖大喜曰：‘徐世勣感德推功，实纯臣也。’诏授黎阳总管、上柱国，莱国公。寻加右武候大将军，改封曹国公，赐姓李氏，赐良田五十顷，甲第一区。”（《旧唐书·卷六十七·列传第十七》）
说实话，大唐朝的国姓其实并不咋值钱，起码在初唐时就曾被李渊和李世民父子大规模批发过。像什么突厥、铁勒、契丹、党项、靺鞨等异族的一大堆向大唐降附的首领，大多能获赠国姓一枚；同时像那些曾经在隋末乱世风云一时，后来又迫于大势降唐的枭雄如罗艺、杜伏威、高开道、郭子和、刘孝真等，也大多被改了李姓。被改了姓的异族首领暂且不说，那些曾经跟大唐做过对头又被（羞辱性的）赐了李姓的一代枭雄们，大多被闲置冷落，甚至不少还被找茬砍了脑袋。而初唐之时被赐李姓而又屡受重用，最终位高权重的除了徐世勣外再无第二人——从这个角度看，赐姓不值钱，但徐世勣的这个赐姓却非常值钱。
徐世勣生于隋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在人生的头26年里，只要提到这位杰出的青年才俊，与之相伴的一定是徐世勣这个名字。
而从武德二年开始，徐世勣就变成了李世勣，并且这个名字足足伴随了他30多年的时光。也可以说，在这位初唐名将人生中最辉煌、最高光的那段光阴里，他的名字就是李世勣，也只能是李世勣。
现在有很多资料都声称（包括某某百科），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为帝后，李世勣为了避皇帝之讳，改名李勣——这纯粹是胡诌八扯。
有关史料白纸黑字，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李勣，曹州离狐人也。隋末徙居滑州之卫南。本姓徐氏，名世勣，永徽中，以犯太宗讳，单名勣焉。”（《旧唐书·卷六十七·列传第十七》）
也就是说，李世勣是直到唐高宗永徽年间（公元650~655年）才改名李勣的。从武德二年始直至整个贞观年间，他从未改过名。
那么在李世民活着的时候，李世勣为啥不去避讳，直到这位贞观大帝挂了以后才想起来？
这就要说到李世民和李治这对父子的不同之处。李老爹为人豪爽大气又不拘小节，对那些狗屁倒灶的繁文缛节烦不胜烦，为此还专门下了一道“二名不偏讳令”：
“依礼，二名义不偏讳。尼父达圣，非无前指。近世以来，曲为节制。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语。今宜依据《礼》典，务从简约，仰效先哲，垂法将来。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者，并不须避。”（《传世藏书·集库·总集》）
按照李老爹制定的规矩，除非李世勣脑子进水改名叫“李世民勣”才须避讳，哪怕是叫了“李世勣民”都无须改名。所以李世勣得多有闲心，才会无聊到给自己改名？
同理，在贞观年间三省六部中的那个民部，也无须改名叫户部。
等到李治这个李老爹的熊儿子上台后，情况就变了。
话说这位唐高宗之所以能接他老爹的班，除了哥哥们成全以外，靠的主要就是“仁孝”二字。所以在即位之初，面对满朝老爹留下的老臣悍将，李治欲稳固地位、建立威信，干脆高举起“孝悌”的大旗，拿他老爹的名讳瞎折腾：
“先是，太宗二名，令天下不连言者勿避；至是，始改官名犯先帝讳者。”（《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唐纪第十五》）
从此以后，民部不复存在，成了户部；而早已威震海内的大唐名将李世勣，也只好改叫李勣。
所以对这位千古名将，在大唐朝立国之前，我们大可以叫他徐世勣；而在武德、贞观的30多年里，大唐的英国公就叫李世勣；至于唐高宗即位直至他辞世的10几年里，世间就只有李勣了。
为了行文方便，以下还是统称他为李世勣——毕竟他在立下人生中的大部分功业时，都叫这个名字。
李世勣无愧于在初唐时能与李靖并称的名将。
提起初唐乃至全唐的名将，总是绕不开“二李”，即李靖和李世勣
不过这两位名将的作战风格却截然不同，仿佛两个极端。李靖擅出奇兵，而且总是喜欢力排众议，发动出人意料的奔袭战、闪击战，最终一战而功成。灭萧铣是如此，平辅公祏之叛是如此，雪夜破襄城更是如此，只有大破吐谷浑算是慢的，也不过打了大半年而已。
当然这种风格的形成可能跟李靖坎坷的经历有关——他首次参与大规模战事时已经年过半百，而且还官职低微、声名不显。在那个人均寿命不过30出头的年代，想来李靖对于建功立业有着很强烈的危机感和迫切感，这对他作战风格的形成恐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而李世勣则不同。从他不到20岁加入瓦岗军直到75岁攻灭高句丽，在李世勣近60年的戎马生涯中历经过的大小战事简直数不胜数。要是他也像李靖那样总是爱行险出奇（李靖一生中打过的仗真不多，其中大战只有四次），估计坟头上的草早就长出过不知道多少茬了，哪还能活到76岁得以善终？
所以李世勣的作战风格就是一个“稳”字当头，按现在网络上的流行语就是“稳如老狗”。
对此，李世勣的大老板李世民自然是深谙于心。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他在品评麾下名将时，曾意味深长的说道：
“于今名将，惟世勣、道宗、万彻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则大败。”（《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纪第十三》）
李世民说出这段话的背景是在加封薛万彻为代州（今山西代县）都督、右武卫大将军之后，不久之前还曾将妹妹丹阳公主嫁给了这位废太子李建成曾经的心腹爱将——由此可见他对于老薛的信重和喜爱。
这位薛大将军“非大胜则大败”，看起来就不咋靠谱，为啥李大帝还如此青睐于他？原因很简单，同道中人嘛。这位曾经的秦王殿下一旦上了战场上，就是个纯粹的赌徒，哪怕只有一分把握也敢带着全军发疯（而且这位以虚心纳谏著称的贞观大帝到了战场就六亲不认，谁劝都不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虎牢关之战，这货领着3000多骑兵就敢朝窦建德的10多万大军发动决死冲锋。不过李大帝天资高、运气好，所以屡赌屡赢，就败给过薛举一回；薛万彻虽然本事次点、运气坏点，但怎么说也算是同道中人，自然是怎么看怎么顺眼。
同理还有李靖。老李平常谨小慎微，上了战场胆子就大到没边儿，经常比李大帝还疯。所以这对君臣才会那啥看绿豆，一生都惺惺相惜。
相比之下，李世勣的用兵风格则截然不同：
“每行军用师，颇任筹算，临敌应变，动合事机。与人图计，识其臧否，闻其片善，扼腕而从。”（《旧唐书·卷六十七·列传第十七》）
懒得翻译。简单说就是李世民视战事为“急惊风”，而李世勣却是个“慢郎中”。他打起仗来一定先是认真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再有条不紊的把一切准备就绪，并将各种意外情况的应对方式都交待得差不多了，才磨磨蹭蹭的开始打架。而且一定打得有板有眼，基本上是谁都挑不出毛病的那种打法。
因此，这位大唐名将也经常遭人诟病，甚至在当前的网络上还有不少人称其为“水货”。至于证据，我见得最多的就是说这货打了无数败仗。
有多“无数”？我来总结一下——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没守住黎阳，又因窦建德挟其父徐盖为质，被迫投降，后逃归长安；次年打宋金刚时，“战小却，为贼所乘”（《旧唐书·卷二·本纪第二》），多亏李世民率军反击扭转颓势；又次年打刘黑闼，所部5千步卒曾一战皆没，李世勣仅以身免；之后与刘黑闼再战于临洺，李世勣所部又被袭营，到底被打成啥样不知道，反正李世民又救了他一回；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攻打高句丽时围攻辽东城12日不克，结果李世民赶到后一日破城；乾封二年（公元667年）灭高句丽一战中，因李世勣部署不当导致新城被袭，最后还得靠薛仁贵救场。
大致就这么多了，而且基本属实，在正史中都能找到出处。
不过因此就否定李世勣真正可称之为“无数”的战功，甚至否定他作为名将的资格、称其为水货，我觉得不仅是偏颇，而且弄不好是脑子长歪了。
证据实在是太好找了——较之我累花了眼才找出的那么几个败绩，李世勣打过的胜仗简直可以信手拈来，丝毫不费力气。
瓦岗军时期，李世勣曾一战击败并阵斩大隋名将张须陀，又数次大败一代枭雄王世充和宇文化及。后又攻克黎阳，使得瓦岗军势力大涨、声威大振，达到了其最鼎盛期。
在归唐后的统一之战中，李世勣追随秦王李世民主打北方战场。话说在初唐年间爆发的历次战事中，大唐朝打得最费劲、损失最大、败得也最多的非武德年间的北方之战莫属。窦建德、王世充、薛举、宋金刚、刘武周、刘黑闼等个个都是硬茬子，与之相比，南方诸侯如萧铣、杜伏威、沈法兴、辅公祏就是帮战五渣，根本不值一提。而那些光芒万丈的大唐名将们只要趟进北方这个烂摊子几乎个个吃瘪倒霉，被揍得全军覆没乃至被俘的有一大堆，连战无不胜的秦王殿下都曾被打得差点“仅以身免”：
“壬子，战于浅水原，八总管皆败，士卒死者什五六，大将军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皆没，世民引兵还长安。”（《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唐纪第一》）
所以在此期间李世勣虽然表现得不怎么出彩，还打了不少败仗，但基本都是无碍大局的小败，并没影响到大局，更不足以颠覆唐军的胜势。更重要的是，作为非嫡系将领，李世勣在此期间一直追随李世民作战，使得后者对他有了深刻的了解，更是搞到了这位大唐名将的“使用说明书”：
“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唯置李世勣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唐纪第十二》）
啥意思？李大帝手中有两柄宝刃，一曰李靖，二曰李世勣。李靖者，绝世之神兵也。一刃既出天下辟易，但用之过甚伤人亦能伤己，故例不轻出（主要是这货太爱冒险，用多了容易出事）；李世勣者，重剑无锋，大巧不工也。虽折而不挠，虽阙而不荏，谓之君子勇也，故可常用于四方。
所以在贞观年间，李靖就捞着两次出征，李世勣则几乎无战不在，无时不战。
而令李靖一战封神的雪夜破襄城，李世民之所以大胆放手令其冒险突袭，也是因为有让他信任的姐夫柴绍以及用兵稳如老狗的李世勣在两翼护法——即便李靖突袭失败，有柴绍和李世勣在也足以稳定局面，再说还有稳健不亚于李世勣的李道宗千里包抄颉利的后路，此战起码也能立于不败之地。
李靖一战大捷以后，恰是李世勣稳稳的堵住了颉利的去路，并俘其部落5万余口。
而且李世勣年轻时用兵稍显毛躁的不足，李世民也看在眼里。于是从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直到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间）的16年间，他一直把李世勣扔在并州的边防线上打怪升级，终于磨砺出了一个贞观中后期大唐军方的顶梁柱。
从贞观十五年到二十年，李世勣数次出击漠北、邀战薛延陀，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最终将其拖瘦拖垮，直至亡国；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李勣随李世民讨伐高句丽，独率一军连破盖牟、辽东、白岩等城，并参与安市城之战；乾封元年（公元666年），73岁高龄的李勣再度挂帅担任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二征高句丽。历两年，终于灭亡了这个曾困扰隋唐两朝的强敌。
纵观李世勣一生，内战不提，仅外战中就灭掉了东突厥、薛延陀和高句丽三国——这样的名将要还是水货，世间还有谁堪称名将？
如果用一个词汇评价战场之外的李世勣，我还选“稳如老狗”。
如果说军事成就上，李世勣在灿若星河的初唐名将中能排到第几位还有些争议的话，那么他在仕途上的成就则堪称无人能比。比如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能历经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始终屹立不倒且备受重用的唯有李世勣与程知节，而程知节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显然无法与李世勣相比。
其实他能做到这一点非常的不容易，为啥？因为在当时的朝堂上，李世勣属于是没门没派的独立山头，在这一点上他跟李靖非常相似。可是后者混成啥样？要么就是皇帝（李渊）跳着脚要砍死他，要么就是同僚们拿他当棉花弹，最后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只好“阖门自守”，连亲戚朋友上门都不敢见。而李世勣呢？在战场上稳如老狗，回到朝堂依旧稳如老狗，而且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他的人缘好到什么程度？在李世勣病逝后，皇帝李治为之痛哭并亲自送葬，还下令仿汉之卫霍故事，按照阴山、铁山及乌德鞬山的形状为他修筑坟墓，以表彰他亡突厥、薛延陀两国的功劳。至于同僚则更不用说，“洎勣之死，闻者莫不凄怆”（《旧唐书·卷六十七·列传第十七》）。
可能有人会不同意：这货不是出身瓦岗吗，怎么能算独立山头？
嗯，有这种想法的大多是被演义小说所误导。关于历史上的瓦岗军有两个事实很重要——第一是瓦岗军分为翟让和李密两派，前者算得上人才的只有李世勣、单雄信和王伯当（这货后来还改换门庭了）等小猫三两只，而大名鼎鼎的魏徵、程知节、秦琼、罗士信、裴仁基等均是冲着李密才投奔的瓦岗；第二，直到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李密携大批豪杰来投后，瓦岗军的事业才算蒸蒸日上，却很快发生了翟李火并事件，李世勣也被砍成重伤。于是他很快远走黎阳独守，而瓦岗军也在短短的一年多之后就迅速崩溃。
所以翟派与李派之间既没动机也没时间攀交情，甚至可以说不相互捅刀子都算人品高尚，事实上也是如此。后来王世充兵败、单雄信被俘后，在演义中号称跟这位“九省绿林总瓢把子”关系好得能穿一条裤子的瓦岗降将们，大多无动于衷或是蹲在旁边看戏，唯有同为翟派的李世勣出头宁愿拿自己的官爵换单雄信一条命。后来求情失败，李世勣更是“乃割股肉以啖雄信”（《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唐纪第五》），以赎当年“誓同生死”之情。
跟旧日同僚攀不上交情，唐高祖李渊晋阳起兵的“元谋功臣十七人”名单中找不到李世勣的名字，又从未在秦王府或天策上将府打过工。虽被赐以国姓，但他跟在初唐时期有着很强的政治、军事影响力的宗室集团也没啥往来——这样的孤家寡人，在当时除了李世勣几乎再无第二人，就连同样以孤臣著称的李靖，也曾在秦王府给李世民当过几天亲卫官呢。
而且他的性格，尤其是作战风格又跟那位贞观大帝反冲，很可能为其所不喜。要不然在后来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排位中，以李世勣之功勋，又咋会仅位列倒数第二？
不过要是让李世勣穿越一下，比如跑到汉初、隋初、宋初、明初去，估计这货即便不是被早早的一刀咔嚓掉，也得被打发到某个犄角旮旯去余生落魄。
幸亏他遇到的是个格外与众不同的皇帝李世民。
想当年大唐名将云集特别是有李靖可用时，李世民将李世勣扔在并州磨砺了16年，终为贞观中后期的大唐军队培养出个顶梁柱。而在这位贞观大帝行将离世时，又故意找个罪名将这个文武兼资的良臣贬黜到地方，以便自己的儿子李治即位后施恩使用：
“汝于李勣无恩，我今将责出之。我死后，汝当授以仆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旧唐书·卷六十七·列传第十七》）
李治很听话，登基后便召回李世勣并拜为宰相。
那么李世勣凭什么能获得初唐三代皇帝的青睐，不但从未遭到猜忌，还能把官越做越大？
我觉得有以下三个原因，但终归在于一个“稳”字，不愧是稳如老狗的李世勣。
首先，李世勣立场站得稳。
在初唐，降来叛去不算啥新鲜事。但在降来叛去间还能把立场站得稳如泰山的，除李世勣外再无第二人。
在瓦岗，身为翟让麾下头号悍将的李世勣在翟李火并中挨了一刀，差点送命——甭管是为啥挨刀，起码能让人觉得他是对得起旧主了；降唐之时，他又不计前嫌的推功给李密，获得李渊用“纯臣”二字为其盖棺定论，从此在大唐朝站稳了脚跟；后来他虽曾被窦建德俘虏过，但宁可抛下老爹不管也要拼死逃归长安，更是坐实了自己的立场。
所以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甭管风云如何变幻，人们可以质疑李世勣的本事差劲、性格圆滑、明哲保身，但唯独无法质疑他的忠诚。因此李世民才会感慨“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无以逾公，公往不负李密，岂负朕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纪第十三》），而他的儿子李治在给李世勣作祭文时，更是将忠诚作为对其最大的褒奖：
“勣奉上忠，事亲孝，历三朝未尝有过，性廉慎，不立产业。临危守义，类文聘之怀忠；建策承恩，同奉春（娄敬）之得姓。”（《新唐书·卷九十三·列传第十八》）
其次，李世勣人设立得稳。
乍看之下，初唐两大名将李靖、李世勣都没啥山头，不过这二位的“孤臣”却当得截然不同。李靖下了战场就活得战战兢兢，不是“恂恂然似不能言”就是“阖门自守”。孤得简直没法再孤，结果还是没完没了的遭人弹劾。除了李世民信任他外，在同僚间可谓是活得人嫌狗憎。而李世勣则截然不同，在战场上他非常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与同僚和部下搞好关系；一旦打了胜仗，军功和财物统统推让给部下，所以人人都愿意追随李世勣打仗；回到朝堂上，他更是与人为善，从不结怨，所以大家都觉得这货是个好人，谁要闲着没事想弹劾他，肯定不会招人待见。
所以在皇帝眼中，李靖和李世勣都是值得重用的孤臣；在同僚眼中，李靖依然是招人烦的孤臣，而李世勣别看没山头，但哪个山头都能平趟，自然是人缘好得不得了，这还孤臣个毛线？
最后，李世勣遇事从不出头。
在瓦岗军翟李火并中，其实李世勣啥都没干，就想开溜，结果惨遭“门者斫之伤颈”（《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三·隋纪第七》），算是遭了池鱼之殃。
其实这就是李世勣性格的真实写照——遇事首先想到的是自保而非出头，即便要有所行动也是谋定而后动。
义宁元年（公元618年）瓦岗军全面溃败，李密率部降唐，而程知节、秦琼等人则投奔了王世充。唯独坐守黎阳的李世勣不动如山，还趁机吞并了大片原属李密所辖的地盘。尽管此时他早有降意，更不看好王世充的前途，但仍等到李密等人受到了很好的安置以后，才于次年率部降唐，还获得了“感德推功，实纯臣也”的好评。
关于李世勣在玄武门之变中的表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自相矛盾。但可以确定的是当李世民兄弟相残、逼父退位之时，这货远远的蹲在并州装死狗，反正啥也没干。所以李世民登基后，李世勣既无大功也没犯错，该干啥继续干啥。
知道为啥李世民说他“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了吧？这家伙混仕途跟打仗简直就是一个路数——哪怕立功的诱惑再大，也要先想着如何自保，反正不逼急了绝对不肯冒险。
所以李世勣连灭三国、历三朝而不倒的功勋在初唐的一票良臣名将中几乎是独一档的存在，但在后世的风评口碑却不如李靖，其实皆源于此。毕竟写史书的那帮家伙从来看不得别人好，统统都是谁倒霉了夸谁，谁走运了就贬谁。
当然这货受人诟病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李治欲废王皇后、改立武则天时，态度极其暧昧：
“它日，李勣入见，上问之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上意遂决。”（《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九·唐纪十五》）
其实这倒是有点冤枉老李了。且不说这是他遇事从轻易不出头表态的性格使然，就说这种皇帝家事本就不是当臣子的该轻易插手的，即便插手基本也是白扯——当时蹦着高反对废王立武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是啥下场？还不是因此连遭贬黜，最终死于非命？再加上个李世勣，难道就能改变李治的心意？
再说李世勣又不是能掐会算，在当时谁能想到那位武昭仪居然能篡唐立周、当上了史上无二的女皇帝？
不过就算打死李世勣也想不到的是，他稳如老狗了一辈子，却生下了个“不肖子孙”——光宅元年（公元684年），身为太后的武则天刚废了李显的帝位，还没等那些李唐宗室和满朝的“忠臣”有啥反应，李世勣的孙子李敬业倒义愤填膺的先造了反。结果这货兵败身死不说，还连累自己的爷爷被追削所有官爵，连坟头都被刨了。
若李世勣泉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