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种纪录叫摄影，可我的父辈们说它是照相。
一九六五年，父亲因病离开了部队，为休养带着全家五口人从云南昆明，回到了老家山西阳城，回到了姥姥的家驾岭吉德。那年我七岁。
父亲喜欢照相，从部队回老家时带了本32K的相册，那里有我们一家不同时期的相片，尤其是那张在武汉长江大桥下的全家福最是震撼。
这本相册姥姥姥爷看了合不上嘴，就传给了院子里的人看。这是个封闭的小山庄，只要院子里的人惊奇了，那也就是全村都惊奇了。这本相册传遍了全村，大家羡慕不已，因为村上有不少的人还从没照过相。
父亲是个军休干，在那个年代也算是个有钱人吧。虽说他十分喜欢照相，可也从未敢想过去买架照相机，因为在物质匮乏的时期，照相机纯属高档奢侈品。这时，还是孩子的我就有过买架照相机的梦想。
一九七六年，十八岁的我到应朝铁厂参加了工作，当领到工资后的那一刻，又有了买相机的激情。
县城百货大楼的柜台里，摆放着红梅皮腔相机，标价70元。我每月工资18元，除了生活和上交父母后，只剩两元零花钱。买架相机谈何容易！
厂工会有架双镜头海鸥牌相机，想玩就只能去借。攒上几个月的钱，去买个胶卷，才能够尽尽兴。就这样断断续续地玩了十多年。
一九八七年，花了二百元终于买上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架华夏牌旁轴照相机。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省下的钱用来买胶卷，工作之余就游走在各个车间，在生产的第一线就拍工人们。
后来我升任党总支办公室主任，我把党务工作与职工思想宣传工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用相机为一线职工留影。把放大的实干者的图片张贴在宣传栏里，我还创办了《百名风流人物》系列简报，让那些默默无闻的生产者成了新闻人物。这些都鼓舞起了职工们大干的劲头，起到了比奖金还有效的激励作用。《山西日报》、《山西工人报》、《太行日报》、《阳城报》等成了我发新闻图片的阵地。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应朝铁厂遭遇了亏损危机，就在这个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职工们团结奋战，还成功地建起了三十立方米高炉。是工人们这种乐于奉献的精神感动了我，我也在用被感动的精神去记录他们。
后来换了个新厂长，说我不务正业，就知道玩相机，我遭批评，还被免职。无奈的我，含泪离开了我奋斗了二十年的工厂。为何免我，那个领导始终都没给个说法，让我迷茫了一辈子。
就因为我有摄影的一技之长，被报社选中，顺利进入《阳城报》社。
用好手中相机，寻求发现，为这个社会留影。这就是我进报社的初心。刚成立的报社，并没有配置的摄影器材，全都用是我带去的相机和放大冲洗设备。又因为报社人手少，工作任务大，社里没有明确的分工，我既拍片又写稿，还要编稿、划版、校对等，还要为通讯员们发放稿费。外采时，当文则文，当图则图。一天起来忙的不亦乐乎，连喘歇的机会都没有。
最让我有成就感的是，1995年10月份，省委书记胡富国到我县神南视察，为搞好这次报道，县电视台倾巢出动，报社只派出了我一个人。
采访结束后的那天晚上，回到家胡乱吃了点饭后，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我一面冲卷放大，一面撰写稿件。一切都做好时，已凌晨三点了。这篇长篇通讯，连图带文被整版发表后，我只感陶醉，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我在报社工作的每一天，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编排着每一篇稿件和图片，顺利地完成了我担负的每一项工作，在全省县市报的评比活动中，我被表彰为优秀编辑。
编辑、记者的工作我一干十年，由于我是非编人员，只能拿最低工资。2004年元月份的那个月工作极其繁忙，因为当月就要过大年，我们赶着做完了所有的工作，交付了发行的报纸。也就是在这个月行政人员都上调了工资，心想如此工作，一定会多拿一点，没想到我只领到500元的工资。
这时儿子正在山西医科大学就读，因为经济严重透支，已经有了外债，在工作任务与家庭生活的双重压力下，一夜间我的头发变白了。每天繁重的编校工作，也造成了我视力的损伤，县人民医院的大夫告诉我，双眼球面玻璃体混浊，建议不应疲劳工作。这样的窘境，迫使我离开了新闻岗位。
47岁的我下海了，为了生存，为了能再从事喜爱的摄影，借钱投资创办了“阳城映像摄影工作室”。我本不是商人，是我处的这个环境迫使我踏上了商道。
创业的第一年，没有开店的经验，也不懂经营，加之弟弟患脑瘤，要到北京治疗，我前后与他相伴半年多，直到去世。这年只赚了个房租，除了各项开支，没有落下一分钱。
第二年，安下心来去经商，从那时开始，我赚到了钱 : 一年的收入竟抵报社十年的工资。
经济压力得到缓解的我，没有忘记刚进报社时的那份摄影初心，继续着我的新闻摄影，在兼顾好店里工作的同时，不断地向各媒体投稿，与此同时，也启开了我 “走遍村庄” 的行程。
拍片、采访成了我人生的又一亮点。尽管说在走村摄影的到道路上也会遇到风风雨雨，但我乐此不疲。截止目前，已走过一百多个村庄。
下海的第五年，时逢国庆60周年，我投资五千元，在县城的席殊书屋举办了第一次图片展，共展出一百幅图片；之后，凤西公园剪彩时又展出一百幅图片。两次图展展示的都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展示的都是百姓们的幸福生活。用摄影赚到钱的我，就是要用此方式来回报社会。
2015年春天，我采风时在固隆的东村，采访到了李振升老两口，他们在承包的山头上搭建起了茅草屋，一年四季就住在里面，在坚守的这块土地上，他们规模种植果树，还养起了鸡鸭。最让老人自豪的是，从茅草屋走出去的一双儿女，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军人。这则报道发表在《太行日报》上。就因此，第二年李振升还成了县级劳模，受到了表彰奖励。从那年起，老人总是捎信要我到他的山上去采摘。为了了却老人的心愿，有一年我去了老人的采摘园，采摘了老人专为我留下的那颗李子树上的李子。
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能上大学，我与夫人的最大心愿就是要让儿子将书念到底。七年前，已经成家就业的儿子说，想去读博士。此时，儿媳也刚刚怀孕。我坚定地说：全力支持你。
我与爱人转让了工作室，为照看未来的孙子，迁居到了儿子工作的城市四川南充。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我依然怀着那份摄影的初心，开始了街拍。
如今孙女已五岁了，我的街拍与她一样，也在不断的成长着。转眼间，我在这个城市已度过了六个年头，坚守着 “真实的就是最好的” 理念。我用相机记录着这个城市的发展变化，每年都要做近百期的街拍系列。
我还在成都、重庆、郑州、广州、海口、太原、晋城等城市做过街拍，只要到过的地方，都会留下影像，这些影像在未来都将会成为史料。虽说这些是我的，也是这个社会的。
如今，年已花甲的我，不忘当年那份摄影的初心，牢记着用镜头纪录历史的使命，怀着一个年轻的心态，兴致勃勃地游走在城市间，不停地走街串巷，让镜头记录下眼前的景象，这一切就是为了:
记录平凡日子，讲述百姓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