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一张友文：心灵重荷——《隐私之隐》导读

短篇小说不以故事情节取胜，而是通过截取生活片断来发掘人物的内在情感流变，曹军庆的小说《隐私之隐》也是如此，她没有讲述“我”与老公大头的命运遭际，而是将“我”与大头的情感羁绊作为情节发展的线索，从而淋漓尽致地揭示人物心灵重荷。

小说开篇是说“我”在跟踪大头。“我”为何要尾随自己的老公呢？下文有交代：“跟踪老公是件很丢脸的事，可是我控制不了这种欲望。我的生活被毁了。这不全是我的错，跟我的工作有关。我在报社倾诉版做编辑，谁在这儿做久了，都有可能被毁掉。”“我”原本身心健康，因为自己任某报倾诉版的编辑，长期采访市民的隐私，接触负面的东西多了，以致于内心不再充满阳光，以至于控制不住自己，正如文本所言：“现在看来，我的工作是有毒的，那些故事浸染着毒素。文章发在报纸上，人们喜欢看，他们追捧我的版面。可是我天天泡在这样的故事里，避无可避。我的人生观开始出现变异，对人生越来越绝望，对人也越来越不信任。”这句话一语中的。

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能塑造人，也能改变人。综上所述，“我”就是被环境改变的，“我承认，我害上了疑心病，对什么都不信任。这不是好事情，不信任让我和这个世界脱节。”由于惯性使然，“我”甚至去追问父母亲的隐私。当真正得知有关父母的真相后，心情更坏，“我极度悲观，对人生绝望透了。靠！这世上就没一个干净人。谁干净？没人可以信任，没有！表面的东西和背后的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由此可见，“我”已经变得不正常了，心态不再平和，心理不健康，总是疑神疑鬼，怀疑一切，

国外有一句谚语，“A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橱中骷髅）”大意是说每个人或每个家庭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既然如此，尊重隐私、保守秘密才是上策，“我”为何还要使尽路数去打探父母亲的秘密呢？原来是“我”已经控制不住自己（前面也提及）对他人隐私产生的病态的好奇，这最终导致的结果是 “我”开始怀疑自己的丈夫，夫妻之间的不信任又产生连锁反应，“原来大头鬼鬼祟祟的，是在做这个事。在我怀疑他的时候，他也在怀疑我。天啊，就是这么回事。我觉得他有问题，他觉得我不正常。他打我电话不接，发我短信不回，不知道我在搞些什么鬼名堂。我觉得他行为怪异，我们彼此猜疑。没想到他比我更过分，居然还会请私人侦探来调查我。律师就这德性，凡事讲证据。”

此文本虽属虚构，展露的却是一幅真实的浮世图。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物质日益丰富，心距却在加大，国人的内心焦躁不安，空虚迷茫成为了常态，田园牧歌式的静谧一去不复返，《隐私之隐》正是国民心态的真实写照。在貌似幸福的物质化景观中，国人在爱恨情仇的功利纠缠中不能自已，相互不信任的心理疾病四处蔓延。长此以往，人类还像人类么？

情感与立场是紧密相关的。《隐私之隐》重在触及“我”内心深处的苦恼与隐忧，显然表达了作者的情感立场。在看似不经意的书写中传递的是忧患意识，曹军庆对文中人物的不健康心态并非持肯定态度。好在文尾笔锋一转，“大头不让我说，就在广场上抱着我激情拥吻。我没拒绝他，也不管旁边是不是有人。我傻乎乎地流着眼泪，大头也流着。我们的舌头，卷着彼此的唾液和泪水。”这一场景来得有些突兀，带给读者的却是温暖。如果“我”与老公大头的心距进一步加大，彼此内心无法沟通，结局将不会美妙。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为“别人设想”，“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这么说来，我倒赞同如此结尾。

读完《隐私之隐》，下意识地会想起马晓丽的《杀猪的女兵》。后者表达的是在物质重压的四面楚歌中，我们拿什么来拯救迷途已久的心。由此得出结论：国人保持对生活的警惕和反思，是时候了！（注：曹军庆《隐私之隐》，《北京文学》2014年第9期）（20200818）

作者张友文自诩“双十一张友文”（参评“副教授”和“攻博”各十一次）、自名“公安文学言说者”、自号“功不唐捐斋主”；出版《回望公安文学》《点击公安文学》《聚焦公安文学》《盘点公安文学》等专著四部，受邀至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高等院校及公安实战部门讲授“公安文学”45场次，并在部分高级中学和高校进行（公益）励志讲座数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