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众生相之古代文人——读《儒林外史》有感

一部《儒林外史》，把科举制度大背景下的古代文人写得淋漓尽致，真是道不尽的人世沧桑，说不完的世态炎凉。吴敬梓先生把世人舍命追逐的“功名”血淋淋的剖开，文人在作者吴敬梓视为“味同嚼蜡”的功名面前千姿百态，有在科举上成功的，有不曾获得功名的，有的一心要做官，有的醉心于成名，有的致力于求财，有的潜心于学问，也有的淡薄名利，更有一批相对独立的文人，游离于科举制度之外，以文会友，吟诗作赋，却江河日下，不断走向没落。倒是一批上不了正统台面的市井文人，自娱自乐，自给自足，发出了灼灼光辉。概括而言，儒林之中，有六种类型的文人较为典型。

一、功成名就型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科举，少数人有幸取得举人和进士的功名，进入上层社会。比如常熟县的虞育德，五十岁考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南京国子监博士，乐善好施，周济帮助了不少文人，声名远播。又比如周进，一个私塾老师，多年不第，教馆失业以后，难以营生，只好跟着亲戚去做生意，心中郁闷，花钱去参观贡院，一下子就哭倒在地，怎么也不肯起来。直到几个生意人合伙出钱，帮他捐了一个监生，送他去考举人，立刻就不哭了，开始说说笑笑起来。后来果然中举，又中了进士，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还动了恻隐之心，提携了老秀才范进。范进年年考，年年不中，生活困顿，过着上顿不接下顿的生活，备受亲戚相邻嘲讽。一旦高中举人，立马有人送房、送钱、送丫鬟，中举的回报太丰，直接导致范进听到好消息后发疯，还亏得老丈人胡屠夫一巴掌打醒。范进的母亲也因欢喜过度，大概是犯了心脏病或脑溢血之类的疾病突然死亡，真的是“乐死人了”。

二、攀龙附凤型

在“士、农、工、商”的社会格局下，以文人为代表的“士”，基于体面，个人生活需要昂贵的维持成本，导致文人整体处于依附地位，文人必须依附于权力和财富，否则就会出现生存危机，为世人所讥，丧失尊严。对于没能中举人或进士的秀才而言，如果不是家庭富贵，除了做一个私塾老师勉强糊口外，要想过上好生活，往往要依附权贵。匡超人自幼家贫，又喜好读书，因知县赏识抬举，拜知县为师，考中了秀才。后来由于老师被罢官，失去了荫蔽，匡超人又去投奔了专门徇私舞弊搜刮钱财的衙役潘三爷。匡超人本是孝子，德行昭著，在潘三爷那，却帮着做一些替考、伪造公文等不法勾当，并分得一些赃银。潘三爷着实照顾匡超人，还帮匡超人娶了妻子。后来匡超人的老师在京中复任官职，寄书给匡超人，要匡超人到京师去奔前程。因为要依附老师，匡超人隐瞒了自己已婚的事实，又娶了老师的外甥女为妻，而匡超人的原配妻子则在穷困中去世。匡超人自从到京投奔老师后，前途大好，开始到处吹嘘炫耀，对原来一帮文友也疏远起来。在曾经帮过他的潘三爷东窗事发时，潘三爷希望匡超人能帮忙，但匡超人怕受到牵连，再不肯去看潘三爷一眼，而潘三爷却并没有把匡超人供出来，最终保全了匡超人的前程。

三、潦倒落魄型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可这些学问，主要是借圣人立说的“八股文”，除了做官，就别无大用，所以文人寒窗苦读，大都“手无缚鸡之力”，缺少营生的本领。对于家境贫寒、身无长技的文人，如果得不到资助，大都穷困潦倒。虽然有“一举成名天下闻”的可能性，但人情冷暖，终归“十年寒窗无人问”，即使是秀才，也只是一个穷酸秀才罢了。正如《儒林外史》第55回说的：“礼乐文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却是没有一个人来问你。”范进中举前，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只剩下一只下蛋鸡，老婆老母都饿了好几天，老母着范进去卖鸡，好换点粮食，结果范进连鸡都卖不出去，只会抱着鸡在市场上来回的走，连问都没人问。倪老爹二十岁考中秀才，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得重，一日穷似一日”，生的儿子养不起，只好卖给别人家，最后只能以修补乐器为业，过着惨淡的生活。一些文人为解决谋生问题，便学一些测字算命之类的“杂学”。陈和甫在这方面颇有研究，倒也结交了一批上层文人，日子尚过得去。陈和甫的儿子也好诗文，又不会营生，只好摆摊测字，挣得钱勉强自己吃饭，老婆还要岳父养着，引起岳父的不满，最后干脆剃了光头，休了妻子，“从此无妻一身轻，每日测字的钱，就买肉吃，吃饱了，就坐在文德桥头测字的桌子上念诗”。

四、呆痴迂腐型

一些文人，读了“圣贤之书”，总记得圣人之道，但世人要生活，却不能总按着“圣人之道”去行事。一个人死守着这些封建礼数和教条，就难容于世俗，不免被世人讥为迂腐。王玉辉，做了三十年的秀才，整天梦想着回到孔子所说的“礼乐时代”，一心要写几部“劝醒愚人”的“不朽之作”。王秀才女婿病逝，女儿要做一个以死殉夫的“烈妇”。所有人都反对，唯有王秀才“哈哈大笑”，大声道好，认为这是光耀千古的事迹，可以博得一个“烈女”的牌坊和名声。女儿开始绝食，亲戚纷纷哭劝其以生命为贵，只有王秀才鼓励女儿殉夫。女儿绝食身亡后，王秀才的妻子哭的死去活来，王秀才还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女儿饿死后，王秀才拜祭过了，立刻回衙门上书请表彰女儿为“烈妇”。过了两个月，上级批准，建烈女祠，过来祭奠的人不计其数。但人性并不因为“孔孟之道”而泯灭，王秀才虽然在理性上支持女儿的决定，但仍然不能抑制内心的伤感，加上妻子悲痛欲绝，触景伤情，以至于无法在家呆下去，只好跑到外地去旅游散心。

五、洒脱自乐型

读书费时费力费钱，因而读书人大都出自富贵人家。一些文人在残酷的科举考试面前放弃了努力，从做功名转向做学问，把“寒窗苦读”变成“纵情山水”、“诗情画意”、“轻歌曼舞”、“把酒言欢”和“以文会友”。最典型的莫过于杜少卿，生于官宦世家，为人慷慨，又不喜做官，好结交文人墨客，乐善好施，无论是谁，都能从他那要得大把大把的银子。即使是在困顿的时候，还把家里的东西当了请朋友吃酒，硬生生的把万贯家产挥霍一空。杜少卿的豪爽与挥霍，甚至成为亲戚和学堂的反面教材。好在他名气够大，最后还能勉强卖文度日。在杜少卿身上，可以看到作者吴敬梓本人的影子。由于为财富所负累，又饱受讥讽，对杜少卿而言，也许只有挥霍掉财产，才能在那个社会找寻到内心最后的宁静，才能摆脱宗族和礼教的束缚，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文人。当杜少卿终于没钱的时候，和他交往的都是纯粹的文友了，也没有了虚伪应付。当然，像杜少卿这样极端的人毕竟少见。虞华轩秀才住在虚伪而又物欲横流的五河县，他曾祖是尚书，祖父是翰林，父亲做过太守。虞秀才自小就是神童，博学多才。五河县人唯利是图，对没有考取功名的读书人充满嘲讽。虞秀才父亲是个清官，也没有什么余财，虞秀才省吃俭用，积攒了一些钱，自己做做学问，陶冶性情，也结交各种朋友。甚至一些势利的人，虞秀才也能应付自如，倒也过得自在。

六、市井奇人型

有一个叫季暇年的大书法家，自小无家无业，整天在寺院混饭吃。他书法自成一体，用的笔都是别人用坏的秃笔，别人请他写字，他三日前就要斋戒一日，第二日还要磨一天墨，第三日才写。正所谓无欲则刚，他要是不高兴，哪怕达官贵人，也请不动他，他还要骂：“我又不贪你的钱，有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写字赚了钱，自家吃饭外，就随便送给不相识的穷人。一次下雪天，他穿一双烂鞋去朋友家，踹了人家书房一脚的泥，朋友道：“你肯写一副字送我，我买鞋送你了。”季暇年不肯，朋友厌他脏，拿出一双鞋送他，季暇年当时就恼了：“你家什么要紧的地方！我这双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我坐在你家，还要算抬举你。我都不稀罕你的鞋穿！”说完扭头就走了。等到心情好时，有时还非要给别人写字，也不要人家的钱。

还有一个叫荆元的裁缝，擅长弹琴写字，又喜欢作诗。做裁缝可以养家糊口，剩下时间作诗弹琴，自娱自乐，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诸事都由得我，倒不快活？”有时间也找老朋友，一个姓于的老者弹琴，弹到精彩之处，鸟雀闻之，都栖息枝间窃听。但荆元内心终究是寂寞的，以至弹到凄清婉转之时，到“深微之处”，于老者不禁凄然泪下。

这六种类型的文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心路历程。吴敬梓先生经历了年轻时追逐功名的科举考试，在考举人失败后，既不肯依附于人，又不愿意结交权贵，开始聚集一班失意文人，挥金如土，在志趣相投的朋友中寻找快乐。等到散尽家财，穷困潦倒之时，转而追求个体内心的安宁与愉悦，无欲无求，自给自足，自娱自乐，回到了“市井奇人”的心态，只是在“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的领悟之后，留下一声“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