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希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领我们步入和谐社会，那么我们就应该保证：其一，我们构建的社会制度，应该使得人们能够更好地表现出 “自我”；其二，它不需要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里对自己的私利做出较大的牺牲。 -赫伯特·西蒙
镜头切回到《王冠》。1966年10月21日，是威尔士历史上永远的伤痛。位于南威尔士的小村庄艾伯凡发生一起矿难，小村庄在山脚下，其中就包括村里的小学。
当时，孩子们正在礼堂唱完歌进教室。他们唱的歌是《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 》。然而，这却成了他们最后一曲。事故中，共有144人遇难。其中，8-10岁的小学生116人。艾伯凡村差不多整整一代孩子，被尾矿埋没了。
近四十年后的2002年，女王说灾难发生后没有立即访问艾伯凡是 “她最大的遗憾”。而事故之后，女王比其他任何人去艾伯凡的次数都要多，持续关注着这个小村庄。
女王认为自己是情感残疾，而工党首相威尔逊回应说：“我这辈子没干过一天体力活，我是名学者，是高高在上的牛津教授，不是工人；我不喜欢啤酒，更爱白兰地；相比罐头的三文鱼，我更喜欢野生的；喜欢夏多布里昂牛排多过牛肉腰子派；而且我不喜欢抽烟斗，我喜欢雪茄，但雪茄是资本主义特权的象征，所以在竞选活动和电视上我就抽烟斗，这让我看起来更亲民、更亲切。我们无法做到合所有人口味的同时还能做真实的自己，我们要做领导人必须要做的事，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平息危机，而不是制造危机。从某种角度说，你情感上的缺失是一种天赋，我们不希望国家元首歇斯底里，且事实是，我们几乎不需要人性。”
结尾，女王听着来自艾伯凡孩子们唱的赞美诗，泪水慢慢流出，对于一向坚忍的女王来说，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情感流露。对于演员来讲，也是一个绝佳的演技体现。
关于理性，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有一个独特的见解。
对于理性之作用的有限性，一种略离谱但比较有用的思维训练方式，是尝试阅读希特勒（Hitler）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这是一个孤立的个案，也比较容易惹来争议。这种思维训练可能令人不快，但却能够揭示出我们在思考人类生活时，客观事实、价值观念和个人情感如何发生相互作用。
我们大多数人不会同意希特勒所谓的 “事实”，特别是他对欧洲经济困境的分析，如他所宣称的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是经济困境的根源等。
希特勒的 “我们” 指的是德国人民，对 “我们” 的定义是基于以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的基因差异为基础的、靠不住的事实。如果我们达到了21世纪的启蒙水平，我们的 “我们” 甚至会是全体人类。不论在哪种情形下，我们与希特勒之间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价值观冲突，我们关于 “我们”（我们关注他人时的边界）的假定，是我们分辨善恶的一个基本假设。
与希特勒宣称的事实和价值观产生共鸣的德国人并非个案，许多暗中反犹太主义和公开反共产主义的西方政客，也会把自己的不少观点包装得动听感人。
我们从几个角度来说说。
01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这导致大家分不清什么是 “共情社交” 与 “功利社交”。大家听到 “功利社交” 时是不是觉得不舒服？也许你还没有明白 “功利社交” 的核心价值观在哪里。
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
你的好朋友开了一家餐厅，然后你去餐厅用餐，尤其是你刚好邀请了几个好朋友一起去的，你会不会希望用完餐以后得到更多的服务或者打个折？
应该有很多人的答案是YES吧？！因为觉得这样才是好朋友啊，你是来照顾朋友生意的，况且，你还带了人来捧场，享受折扣在其他朋友面前多么有面子啊。
然而，作为真正的好朋友，你应该考虑到，经营一家餐厅多么不容易，所有的运营都是成本，能不能支撑下去做大做强都还是一个问题。至于你的朋友愿不愿意打折给你，那是你朋友个人的事情，如果有，你应该感恩，如果没有，理所当然，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期待别人这样做。
02
职场中的专业与混沌
我：“迪卡，你最近在S市吗？我想请你帮个忙。”
迪卡：“在的，怎么了？”
我：“下周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商务会议，对方是日本某虎公司，但是我不会日语，对方英文交流有点困难，你能当我们会议的翻译吗？”
迪卡：“我的荣幸！”
我：“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大材小用了，但是，这是一个超过上亿元的合作案，双方与会人员都是高级别的，我不想随便找一个只会讲日文的人，你知道懂商务逻辑在会议中有多重要。”
迪卡：“嗯，你把具体会议时间发给我，我来安排。”
几天后的第二次对话。
我：“是这样的，迪卡，关于这次你参与到我们公司的战略性会议中，公司需要你签署一份NDA（保密协议），这次会议涉及很多技术开发与商务合作细节，我们需要走法务流程备案。”
迪卡：“好的。来回寄，恐怕来不及了，你打印好，会议那天我提早到一会，现场签吧。”
我：“要不要我先发电子档的给你看看？”
迪卡：“不用了......"
接下来的事情你们大概也猜到了，会议当天，迪卡看也没看NDA的内容，只问了我在哪里签字。会议如计划的那样，然而，超乎我想象的顺利与成功，如果你们在现场，可以感受得到他控制整个会议的节奏，以及像法官一样驾驭着双方辩护律师与陪审团的游刃有余。
后来我总结了这次会议成功的原因，80%来自于迪卡这个翻译，说 “主控” 更适合些。
假如当时，我与公司的对话是这样，我们来感受一下。
公司："Fanly，下周的会议，你邀请的这位朋友当翻译，需要他签署一份NDA（保密协议）。”
我：“这是我的朋友，你们还不信任吗？况且，人家是免费义务来帮忙的，外面请可是要花大价钱的，而且效果不一定好，我不知道怎么跟朋友开口......"
以及，我与迪卡的对话变化成这样的话。
我：“实在不好意思，迪卡，公司真的是太搞笑了，居然要让你签一份NDA，不然恐怕不能让你与会。”
迪卡：“公司连你也不相信啊，我是去帮忙的，又不拿一分钱，还要求这要求那的。”
不解释了，读者朋友们自己品尝吧。
03
职场中的灰度决策
管理者应该都有劝退员工的经历，但这一次，大概是我管理生涯中最难的一次决策。
我：“虽然我非常喜欢TA，但是截至目前TA没有为公司带来任何价值，至少TA没有履行到这个岗位应有的职责。TA很努力，也做很多事情，但没有一样事情是跟这个公司相关的, TA的KPI甚至不及格......"
董事会成员：“你准备怎么做？”
我：“我准备让TA离开这个公司，转回到你的公司。”
董事会成员："沉默......"
我：“我准备明天早上找TA谈这件事。”
第二天早上，我并没有找这位员工，而是找了我们的董事会成员。
我：“感觉我下不了手，事实上昨晚我一整晚没睡......”
董事会成员：“你想让我替你下手？”
我：“不，我不准备下手了。"
董事会成员：“为什么？”
我：“我了解TA的性格，如果我做这个决定，TA不但不会回去你的公司，还会离开公司，甚至离开这个城市，这个打击，会对TA的一生产生不好的影响。况且，我认为，今天这个局面，并不是TA自身的问题，有背后的原因......”
董事会成员：“你准备怎么做？”
我：“让TA继续留在我这边吧，TA没有办法贡献出来的价值我来想办法，后果我自己承担......”
后来，我离开这家公司时，有特别找这位员工谈话。
我：“几个月之前有过这样的一个插曲。”
员工：“嗯？什么插曲？”
我：“其实，我不需要告诉你的，因为最终没做这个决定，也没有人知道。但是我当时确实有过这个想法，我认为有必要让你知道。”
员工：“沉默......”
我：“我很想知道，假如当时，我真的做了这个决定，你会直接离开吧？会离开这个城市吧？”
员工：“是的，我会离开公司，离开这个城市。”
我：“我很庆幸自己当初改变了决定......”
04
关于理性与情感
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已经非常熟悉，我们的大脑分为左脑与右脑，左脑负责语言、逻辑和分析方面的思维，右脑负责直觉和感觉方面的思维。
有很多研究发现，虽然证明大脑左右半球分工明确，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说明，任何一个人的大脑半球能够在正常情况下独立完成人类一个简单的智力活动，这是一个复杂的、统筹的计算过程。
真正搞科学研究的人，他们的人生是相当痛苦的。就我认识的一些专家来说，他们都极其的人格分裂，有时他们会不得已的脱离人间烟火的世界（这里指人情世故、道德伦理、宗教信仰等）。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尊重科学的前提就是要专注，异常专注。
我们也看过很多影片，比如《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这种天才式的人物甚至是疯狂的，也就不难理解，天才与疯子之间就一线之隔。
如果你读过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他自己在书的前言里面坦言，这本书出版后，有家长写信来骂他，说这种书，会影响小孩的正常成长，她的小孩看完后觉得人生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好期待的......
为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所需要准备的时间，对于不同领域来说应该是大致相同的。有研究数据表明，根据他们收集到的国际象棋大师、作曲家、画家、数学家等案例，十年是一个神奇的数字。在这些领域中，如果不能投入至少十年的密集学习和强化训练，几乎没有人能够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对此，我深信不疑。
情感，在很多情况下，能够快速引起人的共鸣，但是，情感并不总是会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导到我们想要实现的目标上。有时，它是非常危险的，我的文章也一直避免引起读者的情绪（情感）。
用一段话结束今天的文章。
荷马（Homer）仍然活着，这是因为《伊利亚特》（Lliad）和《奥德赛》（Odyssey）处理的是现代社会科学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或者更好理解的事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勉强还活着：其科学著述完全过时了，其逻辑学大多过时了，至于其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是否仍值得讲给现在的学生听，我们与哲学家之间或许还需要争论一番。当然，卢克莱修（Lucretius）的原子论则完全过时了。-赫伯特·西蒙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