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增长，正式进入倒计时了？

撕裂的时代，人不思繁衍！

人口增长，被按下了暂停键——最新数据，2019年，中国大陆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死亡人口99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3.34‰。

这是一个超级危险的信号。

人口出生率的连年暴跌，而死亡人口基本固定，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负增长，已经正式进入倒计时。

从2017-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23万、1523万、1465万，新生人口年均减少超过100万人，而死亡人口则相对固定（年均950-1000万人之间），以此推断，4年之后（2024年），中国人口将正式进入负增长。

如果没有2015年的“全面开放二娃政策”，或许，今年我国就应该迎来了人口负增长，而不是要等到4年之后。

人口出生率的暴跌，自然事出两端，一是结婚率越来越低了，二是即便结婚了，现在的大多数家庭，也会选择晚生，极少数家庭甚至选择不生（所谓的丁克家庭）。

事实证明，二娃政策的开放，并没有解决人口出生率下降的社会性困境，少生、晚生、以及不生，依然是当下社会的主流。

那么，这样的社会性困境，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

一宗罪：高房价

高房价，是群体性生活压力的显著表现。

过去的20年，我国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普遍上涨了20—30倍，而与此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才上升了6—10倍，房价的奔跑速度，超过了同期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倍以上。

如此，普遍人群的生存压力岂能不大，换句话说，房价的高速上升，已经严重透支了普遍人群的未来现金流，当然，生育和教育的支出，作为未来的家庭支出之一（而且是大头），也必然会遭受透支。

当下，我国城市居民的家庭资产，严重依赖于房产，房产已经占到中国家庭总资产的59.1%。

家庭资产的房产依赖性，仅是其一，其二是，家庭负债的房贷依赖性，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家庭的房贷负债，已经占到家庭总负债的七成以上（75.9%）。

高房价，高房贷，不要说，对生育和教育产生了强大的挤压效应，就连对普通的娱乐性和旅游性消费，都已经构成了较为明显的挤压效应。

两宗罪：高教育成本

当下中国，对孩子的教育支出，已经超过了家庭的其他支出。

尽管，在形式上，我国有九年制义务教育，但是，实质上，这聊似于无。

现代家庭的教育成本，严格核算的话，包括人力、财力和精力三部分，而这对于一二线城市的家庭而言，绝对是一个每年不低于10万元的综合成本。

即便不算人力和精力等软性支出，仅计算硬性的财务支出，对于一二线城市的家庭，现在的直接支出，从小学一年级算起，包括学校支出、课外补课及培训支出、衣食等支出，平均也得要4-10万/年不等的支出。

要知道，这样的支出，还仅仅是直接可见的支出，如果再算上学区房等间接支出的话，那么，综合成本则更为高昂，基本上，这不是一个普通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家庭）可以承受的。

对于普通家庭：

高昂的房价压着，生存已然不易，谁还会急着生娃？

高昂的教育成本压着，生活已然无聊，谁还会多生娃？

所以说，要真正解决人口出生率下降的问题，要真正避免人口负增长的窘境，关键之关键，并不是放开二娃政策、乃至鼓励生二娃，而是要剑指高房价、剑指高教育成本。

社会之未来，人伦之大道，如果仅仅溯其一源，那就是生育和繁衍。

生育，岂能因房价而遭受扼制！

家庭，岂能因教育而致贫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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