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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历史的巨镜》
民族国家用行政和立法干预市场，意味着保护主义愈演愈烈。显然，为了保持本国经济的稳定，必须尽可能切断外部经济的冲击。
按马克思的说法，个人权利只是阶级的权利，它不再是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正当性基础。而且既然市场经济是不合理的，代议制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事务所，那么自由的个人应如何组成社会呢？马克思没有清楚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笼统地指出，从市场的异化中解放出来的个人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可以通过自由联合组成社会。这里完全忽略社会组织机制，实际上是乌托邦。我们必须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存在两个本质上互不相关的部分：一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二为新社会的建构。其中第二部分远比第一部分含混不清，并且不受理性的约束，从而使得各种轴心文明的传统都可以卷进来填充其含混空白之处。
凡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将其转化为建立新社会实践的，都是因该社会组织和文化深层结构中存在独特的与马克思主义相似或可亲和的要素。
文化民族主义受制于人们对文化本身的看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对战前文化的幻灭。虚无主义和愤怒的行动主义席卷欧洲。
“一战”以后原先盛行的文化民族主义受到的冲击最大，而基于种族和主观认同的民族主义几乎不受影响。在该前提下民族主义的重构，一方面意味着第一种类型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形态保持基本不变，另一方面对于第二种类型民族国家，有的发生了文化民族主义向种族主义的转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根虽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种下，但两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并不完全相同。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归为民族主义膨胀导致现代社会世界秩序解体，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现代性黑暗面的显现。
一旦否定个人权利的正当性甚至进一步抛弃个人观念在民族认同中的位置时，十九世纪那种强调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意义上的民族 ( 种族 ) 主义就消失了。也就是说，作为现代性之一的民族主义开始死亡。从此，种族压迫和灭绝代替了民族解放和捍卫国家主权，工具理性和畸形的种族主义结合并失去平衡地发展，终于露出了其狰狞面目。它首先表现为反犹主义 (Antisemitism) 。
一旦在现代性三要素中抽离了核心价值——个人权利时，不仅个人变得不重要，甚至建立在个人之上的终极关怀亦可有可无了。
因基督教对此世不感兴趣，通常不能算做意识形态，西方从未出现过凌驾在法律之上的意识形态统治。
马克思主义源于对现代价值系统的批判，虽然它亦不把个人权利作为新社会建设的基石 ( 这必然使得社会组织形态表现出极权主义的特征 ) ，但平等一直是其基本追求。特别是马列主义力图克服现代性的黑暗面，追求一种现代社会之后 ( 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弊病 ) 的理想社会，这和畸形种族主义有本质不同。更何况苏联和中国用新意识形态整合社会的实践过程中，东正教 ( 帝俄 ) 和儒家意识形态 ( 中国 ) 组织社会的传统分别被卷入。因此用纳粹德国为原型抽出的极权主义的概念，原则上很难用于把握苏联和中国建立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的尝试。
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意识形态目标应该是高于民族国家利益的，这就是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建立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社会。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西方自由世界的壮大，并非是向战前民族国家结构的回归，而是面对社会主义的巨大压力、吸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现代社会结构进行大幅度改进的过程。
本来政府的职能对内仅在于立法和保护私有产权，现在控制货币供给和保证社会有效需求和就业也成为其不可缺少的部分。
一旦西方自由世界用宏观调控避免了 1929 年那样的经济大萧条，福利国家保证个人权利的可欲性，计划经济就再也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对手。
市场分配的公正性建立在两个独立的个人自愿交换之上，其盲区是在市场上找不到工作的人无法维持生计使得个人权利对他们不可欲。计划经济虽可以用国家管制和分配保证每个人有工作，但不能阻止有特权的管理者演变成新的阶级。计划经济分配的公正性是建立在以平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之上，一旦形成特权阶层，其后果必定是计划经济分配及其意识形态统治丧失正当性。
伊斯兰教很难退出政治经济领域，亦几乎做不到理性与信仰的二元分裂，故伊斯兰传统社会通过民族主义建立民族国家颇为困难。我们曾用奥斯曼帝国在西方冲击下社会现代转型步履维艰和由此引起的文明冲突说明这一点。
正因为中国当代道德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现代常识之上的，它带来两个苏联马列主义不可能的结果。第一，道德意识形态给了中国超越民族国家利益之上的社会目标，当中国一旦完成社会整合，就会去实现这些目标，只有当证明它是不可欲时，道德意识形态才会解构。第二，当道德意识形态被证明不可欲时，现代常识理性会对其重构，即马列主义的解魅不会如同苏联那样导致党国正当性的彻底崩溃。
红卫兵造反引发了全球性的反体制、冲击一切现存权威的运动。这是自法国大革命赋予革命具有摧毁旧事物至高无上道德意义后，革命作为超越个人价值之上社会行动的最大规模亦是最后一次大爆发。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使得革命丧失了其神圣性并开始了世界性的退潮。
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是把基于科学常识之上的共产主义理想放到道德境界层面，再在人之常情层面之上建立了可以遏制常识个人主义的无产阶级道德品质。一旦境界层面的革命乌托邦解体，中国的历史唯物论就可以迅速转化为科学主义之上的唯生产力论，而在现实道德层面无产阶级立场的消失使得常识个人主义膨胀。建立在现代常识理性之上的常识个人主义是一种关系的个人主义，只要中国放弃了计划经济，科学主义推出唯生产力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用于检验政策是否正确，促进经济增长的绩效成为各级官员的目标。
我们可以把二十世纪看成是对现代社会结构弊病的反思以及对其价值系统的怀疑。正是基于该反思和多方面痛苦的尝试，现代社会结构两个层面都得到巨大的改进。
从个人自主为正当可以推出现代社会仍是契约社会，但仅仅立约者的同意并不能保证契约是正当的，还必须考虑立约的前提，即它必须符合正义原则。这一切在实践上表现为政府对市场分配的干预，并用宏观调节来克服市场机制的局限，建立福利制度以保证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等等。
在政治哲学上，就是把正确 (right) 和权利 (rights) 进行区分。社会制度正当性应建立在 right 而非 rights 之上，这就是二十世纪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不平等的增大只有当对市场中最弱势群体有利时才是正当的。
消费社会的来临导致第一次全球化过程中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生产过剩不再发生 ( 即使出现后果亦不是那么可怕 ) ，但正因为无止境的增长成为维系市场经济正常运作的前提，必定会带来环境破坏和生态负担一天比一天严重。
“文明冲突”的原因是某些伊斯兰社会很难做到让终极关怀退出政治和经济领域，其背后更深刻的理由是伊斯兰教难以形成工具理性所要求的终极关怀与理性二元分裂的结构。
一方面，穆罕默德作为封印使者，向人类宣读古兰经，是神和人最后一次对话。另一方面，伊斯兰教义主张建立公正的社群，圣训规定它不能政教分离，也不能将信仰变成私领域的生活。因此，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讲，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包括伊斯兰和西方的文明冲突意味着超越视野对工具理性的反抗。或者说，第二朵乌云实际上就是工具理性这一价值开始发生问题了。
在第二次全球化中，终极关怀愈来愈退出公共领域，正在变成私领域的价值。因私人的价值追求是多元的，而且可能是不可通约甚至很难沟通，这样当终极关怀变成私领域多元文化的一部分的时候，它开始被多元文化淹没甚至消灭了。其突出表现是新世纪生活在消费社会的人类对思想的冷漠。
在第二次全球化中，终极关怀愈来愈退出公共领域，正在变成私领域的价值。因私人的价值追求是多元的，而且可能是不可通约甚至很难沟通，这样当终极关怀变成私领域多元文化的一部分的时候，它开始被多元文化淹没甚至消灭了。其突出表现是新世纪生活在消费社会的人类对思想的冷漠。
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了思想和公共价值退出我们的视野，每个人只需关心自己的专业和私生活。终极关怀不断向私领域退却，最后消亡，意味着思想文化被消灭或人类的心灵回到轴心时代之前。这时，如果生态环境崩溃和史前的洪水再次来临，人类或许将丧失应付危机的精神力量。
当终极关怀变作一种纯私人的价值时，它能长久保持自己的稳定吗？正如泰勒在讨论当今世俗化倾向时所描绘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自己怀疑自己信仰的状态中。”如果该趋势进一步发展，终极关怀也许难逃消亡的命运，自轴心时代人类建立起来的超越视野将随之消失。它必然对当今的文明造成不能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