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自己的生活完成了这最后一幕。”
——斯特芬·茨威格《逃向苍天》
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真正改变历史车辙的人屈指可数。而在这些屈指可数的人之中，茨威格又遴选了14人，以克制、速写的笔触完成历史复现。从《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这本书中，我们不难窥见他的人生观和历史观。
一、历史是一系列偶然的结果
在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复现中，茨威格侧重于对“瞬间”的放大。既放大了物理长度，也放大了人物的心理厚度，那一个时代的环境、人物的情感、价值和追求绞在一起，通过这种戏剧冲突，营造出紧张感，敷陈结果的偶然性。
《滑铁卢的一分钟》读来就令人极度扼腕。寥寥数笔，茨威格就立起人物和时代背景，没有多余的笔墨，没有堆叠的辞藻，单刀直入，切中决战的那一天。关于“一代战神”拿破仑滑铁卢失败的原因，向来聚讼纷纷，有人说是因为“天赐威灵顿公爵”，也有人说是由于“援军没有及时赶到”。而茨威格一反常态地站在了不被历史眷顾的“普通人”一边，以援军将领格鲁希的愚蠢、平庸、刻板来反衬天纵英才却时运不济的拿破仑在这场决定性战役中的悲剧下场。
法军与英军的决战，双方百余门炮弹齐发，大地震颤，声震数百里，在十几个小时的交锋中互有胜负，不断占据高地又被打退，夺得据点又失守，这是历史上最精彩的一场战役，双方将领都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不断变换的局势，得失只在方寸间，就像两头势均力敌的猛兽，互相角力、撕咬、翻腾，直到气息奄奄，踉跄瘫倒在地，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援军的及时回援。
格鲁希，这位拿破仑亲自任命的骑兵将领，却恪守着阻击敌方援军的命令，不敢违拗，副将们声嘶力竭的劝谏也未能让他有丝毫动摇。他不敢亵渎皇帝赋予的使命——阻击援军。四小时路程外的漫天炮火，齐头轰鸣，他甚至都能望见遮天蔽日的硝烟，和从脚下传来的震颤，这是欧洲局势震荡的先兆。沉闷的声音和压抑的气息让他隐隐觉得不安，但仅仅只是不安而已。正如茨威格所说，“有时候——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令人惊奇的时刻——命运之线在瞬息时间内是掌握在一个窝囊废手中。”格鲁希丝毫意识不到，不过四小时路程之外的是一场决定整个欧洲命运的决战，历史的车辙正在因他而改变。拿破仑在誓死顽抗的最后一刻，都还在期待着援军的回援，直到战役结束，拿破仑逃亡，格鲁希手上还紧攥着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的御令，在泥泞交错的山地里固执地寻找敌方援军的踪影。
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王朝的更替，边界的扩张，伟人的日薄西山不过寥寥数语，一笔带过，那些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人，发生过的事都不过成为构建历史观和社会理论框架的基石，人们从来只会看到一个整体的宏伟建筑，而不会去细究每一块砖瓦的纹理和模样。
凯旋门，是拿破仑为了纪念奥斯特尔里茨这场战役而要求设计建造的，当它竣工时，无论是拿破仑还是那些英勇的法国士兵，都已经无法凯旋归来（拿破仑早已被毒死在圣赫勒拿岛）。昔人早已败亡，而凯旋门上那个凛凛威风的将军却仿佛永生不死，战无不胜。
二、历史的昼夜交替
世界历史上，总有繁荣蓬勃的时候，大航海时代，日不落大英帝国，工业革命......但历史进程总会步入寒冬，陷入寂寂长夜，吞噬几代，数千万人的生命，只是为了证明政权的不道德，战争的非正义。
被时代裹挟着前行的人，在暗流汹涌的社会动力下显得渺小而虚弱。即便是那些在黑暗时代照亮人类文明的群星，也不过是命运的棋子。他们的成功与失败，生存与毁灭，只是一系列因素集合的结果，这些“不必然”的成功与“不必然”的失败，使得个人命运与历史走向像一艘无桅小船，浮沉飘荡，不知所之。
那些既成的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动力学，无不是先有了价值才有了理论，从众多偶然与必然的历史事件中分类、归纳、总结，发现普遍规律，从而在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系统性理论，它只对过去和现在适用，却不必然指向未来。
我们唯一能确信的是历史一定会继续以这种昼夜交替的方式螺旋发展，正如马克·吐温所说，“历史不会重演 但总会惊人地相似。”
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一战后提出建立“国际联盟”的伟大构想，旨在避免世界再次卷入毁灭性战争，维护国际秩序，缔结永久和平。但由于基于“十四点原则”制定的《巴黎和约》严重妨碍了协约国瓜分战败国土地，要求赔款的利益分割，受到欧洲权贵的极力阻挠。在美国本土，同样担心《巴黎和约》的签订将对本国的独立性造成影响。为了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威尔逊选择了以一己之力对抗全世界，但个人的力量终究太过渺小，何况，在无法预见未来，也“不必然”成功的情况下，一个人的信念又能坚持多久？一战的结束以一纸极不公平的《凡尔赛和约》画上句号，人们欢呼着和平的到来，曙光的出现，但很快，欧洲又陷入了更加血腥残暴的二战泥潭。
三、一切终归虚无，生命又意味着什么？
在《逃向苍天》这篇里，茨威格认为，托尔斯泰生前的最后一部未完成剧本《光在黑暗中发亮》是他的自我摹写，主人公萨林采夫就是他心魔的“具象”。茨威格说，托尔斯泰用自己的生活完成了这出剧本的最后一幕。萨林采夫未能实现的“离家出走”，最终验证在托尔斯泰的身上，他在风烛残年践行了自己的人道思想，并以“死”对一生的挣扎矛盾画下句号。
托尔斯泰终其一生，也寻找不到生命的终极意义。他反对沙皇，却又反对暴力革命，他信仰上帝，关爱穷苦人民，却又过着贵族式的生活，委身于世俗的婚姻关系中，不敢遵从内心，反叛传统。他的矛盾贯穿于《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中，笔下主人公列文剧烈的思想激荡正是他的现实写照。
对于茨威格呢？《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的最后一篇特写《威尔逊的梦想与失败》完成于一九四O年，两年后，他和妻子双双在巴西自尽。他用无比同情的笔触写下了威尔逊为了重建一战战后国际秩序所做的堂吉诃德式的努力。这样一个怀揣着不切实际的伟大梦想，并为之奋战到头破血流的传奇人物，却饱尝世情冷暖。人性中固有的贪婪、自私与短视，使得他所有的努力终究化为泡影。
他对威尔逊倾注了多少同情，对现实就有多少失望。作为犹太人，茨威格先后和妻子流亡英国与巴西，当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丝可能的和平曙光——威尔逊，被人嘲笑为“堂吉诃德”时（1919年11月，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把威尔逊比作“又聋又瞎的堂·吉诃德”），茨威格对人性终于绝望：
“这位失败者背转身去，他不愿意回过头来，朝我们这片命运多舛的欧洲大地再看一眼。欧洲几千年来渴望和平统一，可是从未实现。一个人性化世界的永生梦境又一次在大海的远方雾霭中渐渐消散。”
——《威尔逊的梦想与失败》
茨威格的死，何尝不是为这本特写集续写终章。对拜占庭的灭亡、拿破仑的失败、西塞罗的死，他都尚能以热情洋溢，充满希冀的文字颂扬他们的勇气和对世界的影响，而到了一战后，当他环视四周，发现自己所处的时代和世界一片漆黑时，他开始对“威尔逊”这位孤独英雄，满怀同情。他怀着满腔悲愤写下特写，既是为威尔逊平反，也是为了让世人知道，是人类的无知与愚蠢，导致了更大规模的战争和屠戮的发生。
在绝望和痛苦中，他知道自己挨不过时代的漫漫寒冬，作为一个清醒的人，既无力成为“堂吉诃德”，又不忍目睹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杀戮戕害，他无法自我救赎，也无法为生命寻找出口，只得以死作结。内心所有的郁结、悲愤、失落与同情都化作人类史上最沉重的一声叹息。
无论是托尔斯泰的阿斯塔波沃，还是茨威格的罗波利斯，都是他们在历史和人生的虚无中写下的结局。但如果一切终将虚无，生命是什么？如果世界注定将一片荒芜，我们又是什么？
事实上，对于外延性概念的无限探究与思考并无关宏旨，只会令人陷入哲学诡辩。人类的生命质素与动物相比的唯一不同就是——生命并非生命本身。为温饱生存而斗争是所有生命的存在形态，但只有人类才会额外需要一种生存的“仪式感”。趋利避害是生物的本能，但为“信念”、“意义”而终结生命是人类的特有行为。
用存在主义的话说，人类的生命是一种“自为”的存在，其意义就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中，最终呈现出并非生命本身的深远意义和价值。这或许解释了我在阅读珠峰探险家Jon Krakauer的Into Thin Air时所产生的困惑。
在《群星》这本书里，写得最动人的，同样是《南极探险的斗争》这种探险题材。它很好地彰显了人类生命中固有的一些东西，一种除了生存以外的，更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决定了，无论是珠峰还是南北极，或是外太空，人类永远不会停止挑战与探索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