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刘大年从冀南边区政府赴太行山八路军总部途中遭遇日军，为躲避日军追击被迫跳崖，导致肺部破裂大出血，此后终生为肺病所困。
刘大年（1915-1999），湖南华容人。曾就读于湖南国学专修学校，1938入陕北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冀西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工作，长期生活、斗争在河北平原和太行山上。抗战胜利后弃戎从学，潜心学术研究。
建国后刘大年先后出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等职。出于工作需要，刘大年保留了大量与新中国政治文化名人的往来书信以及因工作原因而留存的他人信件。这些精心保存的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信件，或与刘大年的生平活动，特别是同其学术活动相印证，或与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辅助资料。
本书《刘大年往来书札墨迹选》，在其收藏的书信中，收入了涉及105人的184封信函。现从其中，抽出几篇，看一看相关的人物及事件的来龙去脉。
一、“清帝逊位诏书”的主要撰写者之一刘厚生与《张謇传记》
刘厚生是”清帝逊位诏书“的主要撰写者之一。
历史上公认的诏书撰写人为张謇，其实真正捉刀者为刘厚生。当时刘厚生是张謇的幕僚，张謇只是名义上的负责人。据刘厚生回忆，当时张謇“既彷徨于执笔责任，又踌躇于如何落墨”，和他商量并拜托他动笔，刘厚生“二三十分钟草就”。
刘厚生，名刘垣，字厚生，1873年生于江苏常州武进。前清秀才，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第一期师范生，南洋公学首任总办何嗣煜的女婿，曾任农商部次长、热河北票煤矿公司董事长、新通公司董事长、担任张謇（季直）的大生纱厂的监察（总经理）。他对中国近代史颇有研究。建国后担任上海文史馆馆员，1964年91岁去世。
陈叔通和刘厚生十分交好。陈叔通，1876年生于浙江杭州，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进士，同年闰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次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回国后曾任资政院议员。辛亥革命后任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曾参加反袁护法斗争。以后长期担任商务印书馆董事和浙江兴业银行董事，从事实业活动。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54年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1966年2月17日去世。
刘厚生晚年专心创作《张謇传记》，历时八年完成。陈叔通积极为他联系本书出版事宜，他于1957年3月19日和7月15日几次致信于时任中国科学院出版委员会委员的刘大年，请求将书付印出版。当时刘厚生身体及精神状态均不佳，在刘大年的安排下，本书仍于1958年4月出版。
二、《八十年来》黄炎培
黄炎培生于光绪四年（1878年），江苏省川沙县（今属上海市），1901年，入读南洋公学（现上海交通大学），1902年应江南乡试，中举人，因为抗议校方开除学生的“墨水瓶”事件与其他学生从南洋公学集体退学。
1905年经蔡元培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后接替蔡元培出任中国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民国初年，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筹办东南、暨南、同济等大学。1917年5月6日，黄炎培联合社会知名人士蔡元培、梁启超、张謇等48人于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
1921年被委任为中华民国教育总长（部长）但不肯就职。1927年，蒋介石以“学阀”罪通缉黄炎培，遂逃亡到大连。抗日战争爆发后，黄炎培撤退到重庆，任国防会议参议员，国共和谈破裂后，辞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9年2月，由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安排，转道香港到北京。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轻工业部部长。1965年12月21日逝世于北京，享年87岁。
晚年时黄炎培作《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一书，总结了自己的一生，该书在时任中国科学院出版委员会委员的刘大年关心下，于去世前一年1964年出版。
三、吴玉章与《中国历史教程绪论》
吴玉章（1878年12月30日－1966年12月12日），名永珊，字树人，号玉章，四川荣县人，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他任校长十七年，桃李遍天下。
1903年初吴玉章入日本东京成城学校学习，用了两年半完成了日本五年制中学的全部课程。1905年在日本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后被选为中国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1907年在同盟会创设地方性报刊，接手《鹃声》改为《四川》，向学校请了一年病假，专心筹办刊物。
1911年9月吴玉章归国后回到四川，参加了保路运动。1912年1月，吴玉章受重庆蜀军政府委派，代表四川赴南京参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工作。
在讨袁失败后被袁世凯下令“必须捉拿”，幸亏在蔡元培等多人的帮助下，获得留学经费，于1913年冬流亡法国。1914年秋，入法国巴黎法科大学改学政治经济。袁世凯垮台后，吴玉章从法国回到祖国。
1922年，出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校长，1925年2月，到达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党组织考虑到他与孙中山及国民党的关系，仍让他留在国民党内。
1927年8月1日，吴玉章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927年11月，赴苏联，撰写了长达十一万字的《八一革命》一书。他是最早详细向共产国际报告和向国际社会披露起义详细经过的人。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吴玉章在西欧做国际宣传工作。
1939年11月，吴玉章到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等职。
1945年抗战胜利后，吴玉章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948年8月，成立华北大学，吴玉章为校长。
1949年12月，在华北大学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为校长。1954年，他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5年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66年12月12日，吴玉章在北京去世。
吴玉章的著作《中国历史教程绪论》，1949年初出版，当时任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治学严谨，本书编写完成后，在缺少参考材料的情况下，为了书中提到的章学诚“六经皆史”一句，专门致信社会科学院院长刘大年，进行确认。而事实上，吴玉章当时的记忆是正确的。
四、陈旭麓教授的博士生点
陈旭麓（1918年3月31日－1988年12月1日），原名陈修禄，湖南省湘乡县（今双峰县）人，历史学家。
陈旭麓于1943年毕业于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社会学系，1940年代曾任大夏大学、圣约翰大学教授，讲授近代史。
建国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主任，以及中国现代史学会副理事长。1978年后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等议题。1988年12月1日病逝于上海，终年70岁。
陈旭麓晚年致力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和文化史的研究，以思辨和文笔见称。
1986年4月至6月，陈旭麓教授曾因华东师范大学设立历史系博士点一事几次致信刘大年。因为一些原因，陈旭麓教授的博士点申请一直未获通过。在审议会上，刘大年曾经为陈教授“秉公直言”，但亦无果。两年后，陈教授去世。
历史学家茅海建在华东师范大学读硕士时，是陈旭麓的学生。在他的《天朝的崩溃》一书的扉页上，印着一句话：“献给我的导师陈旭麓先生”。
五、“和缓”还是“缓和”，周总理告诉你
范若愚（1912年－1985年6月20日），山西五寨人。曾任周恩来的理论秘书。
任周恩来秘书的时候，范若愚发现周恩来在审阅起草国际文件时，将“缓和”两字都改为“和缓”。他于1983年10月写信给刘大年，询问这两个字的出处。
11月，刘大年回信，详细解释了这两个字的出处。
在《左传》中，提及春秋时两位名医，分别是“医和”和“医缓”，两人并不是兄弟，医和是秦人，医缓是晋人。医缓是成语“病入膏肓”的发明者。后人取其简便，合称“和缓”，如按时间顺序来看，“缓”在前，“和”在后，但古人多用“和缓”而不是“缓和”。周总理改文，引经据典，足见其读书精细，见闻博雅。
六、唐德刚与国内学术研计会
唐德刚（1920年8月23日－2009年10月26日），生于安徽省合肥市，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红学家，在口述历史方面有重大贡献。
唐德刚幼时在私塾念书，旧学邃密，十多岁即已圈点过一遍《资治通鉴》。
1939年秋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历史学系，194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944年在安徽学院史地系讲授《西洋通史》。
1948年赴美留学，195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1959年获史学博士，博士论文为一八四四年至一八六零年间的中美关系。
1972年，唐德刚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执教于纽约市立大学系统下的市立学院近二十年，直至1991年退休，期间曾任曾任纽约文艺协会会长。
2009年10月26日，因肾衰竭卒于美国旧金山家中，享年89岁。去世前，他将全部藏书共计124箱悉数捐给安徽大学。
从1986年开始，他数次回国，参加相关研计会，如《红楼梦》国际学术讨论会、周秦汉唐史学术研讨会、胡适学术讨论会、纪念台儿庄大战55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近百年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等。
1992年春节，他在退出“抗日战争史学会”时，曾致信刘大年，道“虽不再教书，然有任何使唤，绵力所及，仍以随时推毂也。”
七、季羡林与“陈寅恪先生纪念学术讨论会”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清平人，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北京大学教授。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系，师从吴宓，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选修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
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翌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任东方语言系任主任。为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开始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1977年完成全译本。
1978年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
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病逝于北京301医院，享年97岁。
陈寅恪曾是季羡林的佛学老师。有了陈寅恪的推荐，季羡林才入了北大当教授。在1995年的文章《回忆老师陈寅恪》中，可以看出，季羡林对陈寅恪感情极深。
1988年5月，陈寅恪先生纪念学术讨论会召开。在此前，季羡林曾多次致信刘大年，要社科院以“中国史学会”名义加以资助。款项批准后，又致信确认款项到位情况。
刘大年以一位历史学家的深邃眼光看待书信中及的人和事，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份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也为研究20世纪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学术史提供了可信的依据，使我们可以遥想新中国学术的初创与发展历程。
每封信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些信件为我们撩开历史的面纱，不动声色间历史的真实面目若隐若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