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刺猬知道一件大事。-------以赛亚.伯林

伯林说思想家可以分成两种类型，有人兴趣广泛、研究很多问题，属于狐狸型；还有人专注研究一个大问题，提出一个思想体系，就是刺猬型。以赛亚.柏林说他自己是狐狸，但是其研究确实涉及思想领域的许多主题，但他也“关心一件大事”，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这个问题意识也和他本人的身份经历相关。

柏林是俄籍犹太人，在11岁时移民英国，在英国长大工作，基本上都是呆在牛津大学里。伯林进入万灵学院之后，一开始是研究哲学，但后来转向了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思考政治自由和历史决定论的问题。伯林始终关切的问题是：为什么有许多政治实践，原本出于非常美好的愿望，却在某些观念的指导下，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伯林一生的研究中最重要的两个主题：第一，他主张的价值多元论；第二，他澄清了“自由”这个概念，提出了著名的“两种自由”的理论。

所谓价值一元论并不是说世界上只有一种价值，或者人只能追求一种价值，它主张的是，表面上有丰富多样的价值，但这些价值在本质上是和谐统一的。也就是说，虽然价值多种多样，但它们可以用同一个评价尺度来比较，排出高低上下。价值虽然有很多，但尺子只有一把。有了这把尺子，就能给价值排序——低级的价值就应当服从高级价值，我们最终能找到一个最高的价值，所有其它价值都是从最高价值派生出来的。
在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价值一元论要求“透过现象看本质”，所以持有这一观点的人们才会去主张，价值多样的表面现象并不等于价值在“本质上”是多元的。
但是柏林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我们追求的许多价值，它们之间是不能换算的，都是彼此独立的“终极价值”。因为多元价值之间不可公度，我们往往无法同时实现多种价值，这个时候价值之间的冲突就无法避免了。同时，他主张价值客观论，他反对价值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伯林强调，价值虽然是多元的，但仍然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主观想象的随意构造。人类具有某种最低限度的“共通性”。即使双方价值追求不同，甚至可能会因此开战，但你我仍然可以想象、可以理解对方为什么会追求这种价值。

自由到底是什么？伯林说，在思想史上，自由可能有过两百多种定义，但有两种核心的自由概念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伯林把这两种自由叫作“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消极自由指的是我不想要什么、就可以不要什么，英文是“free from”。而积极自由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去做，英文是“free to”。换句话说，一个是摆脱障碍的自由，一个是实现目标的自由。
消极自由强调的是维持一个不受干涉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消极自由更像是一种机会，只要保留了这个机会，就算什么都不做，你也保持了你的消极自由。
也就是说自由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消极自由，就是不受到外部的干涉和阻碍；另一种则是积极自由，就是可以用理性来掌控、实现自己的目标。
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是正当的终极价值，原则上没有高下之分。但这两种自由都可以被滥用和扭曲，伯林想强调的是，积极自由的扭曲和滥用更具有欺骗性，更要对其保持警惕。
在特定情况下，强制可能是必要的，消极自由有可能需要向其它价值让步，甚至做出牺牲。
但是，牺牲就是牺牲。当自由必须被牺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这是牺牲了自由”换来了安全、秩序或者别的什么。而不应当玩弄“概念魔术”，把牺牲改头换面变成“更高的自由”。

以赛亚.柏林的启示：
在日常中，更需要警惕为你好的名义来剥夺你的自由和选择。也许我们选择了消极自由，不想干什么，但是这是一个价值多元化的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存在的原因和理由，我们不能以己度人，强制升级为更高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