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夏天，似乎比往年更长一些。
晚上十点出头，城市的夜色有一种不寻常的暗黄。没有风，温度也不高，却让人觉得燥闷不堪。
此时，郭立民从地铁站走了出来。
旁边有一处娱乐会所，巨大的霓虹招牌不停变幻着颜色，红的、紫的、黄的、绿的，如梦如影。
恍然间，一辆轿车驶来，停在路边。车门打开，一个女人下了车。
她年纪轻轻，化着一副精致的妆容，面无表情，却有一种摄人心魄的美，那饱满挺拔的乳房，宛如在胸前贴了一对明月，裙下两条匀称修长的白腿，更晃得郭立民直眨眼睛。
“嗒、嗒、嗒”，高跟鞋一声声叩击路面，她走进了那座会所。
郭立民又盯着她的背影看了一会儿，才准备去过马路。
路对面不远处，有一家不大的烧烤店，杨鹏在这里等着。
他三十一岁，身高一米七五左右，身材敦实，在城西做着一份机械师的工作，长得却像个在路边卖鸡蛋灌饼的摊主。
“来二十个羊肉串，咋样？”一见面，他就说。
“可以，”郭立民道，“再加一盘花毛双拼。”
“喝什么？白的还是啤的。”
“我带的有水，最近喝不了酒。”
“这怎么行！”杨鹏说。
“真喝不了，”郭立民坚持道，“咱们认识也不是一两天了，今儿个就各自随意。”
“那好吧。”
菜很快上来了，杨鹏倒了满满一塑料杯啤酒，独自喝着，而郭立民在专心致志地剥着毛豆。
“最近不打算去相亲了？”终于，他打破沉默。
“你咋知道？”
“你朋友圈里都发了。”
“是啊，”杨鹏叹了一口气，“心里烦，这段时间想静一静。”
“怎么回事？”
“前两天，我妈给我介绍了个对象，加上微信聊了不到三十句，就谈崩了。”
“也太快了。”郭立民把剥好的几粒毛豆扔进嘴里嚼着，说。
“刚打完招呼，就问我一个月收入多少。我跟她说，工资六千，手里还有十来万存款。”
“十来万？有钱人。”
“你都买房了。”杨鹏一仰脖，把杯子里的啤酒喝个精光，又给自己满上，“现在房价高，我买不起。”
“有房又怎样，我不也没结婚？”郭立民道。
“总要好一点。那女的问我有没有房，一听没有，就说我不是她想找的结婚对象。我又问她的一些情况，她说，自己没工作，在老家待着。再跟她说话，她就不回我了。”
“这样也好，快刀斩乱麻。”
“对！”杨鹏愤愤地说，“相了这么多次亲，我不想再被羞辱了。三十岁、没上过高中、在老家待业的女人，我实在想不通她哪儿来的勇气敢这么直白，就凭她是个女人吗？”
“嗯，”郭立民看了看他，“那你以后怎么打算？”
“我申请了公租房，今年就会下来，然后买车。最近还在看书，打算考公务员。”
“试试也好。只要有能力，到哪儿都不怕。”
“你骗鬼去吧，”杨鹏把杯子往桌上一放，大声道，“对我来说，求个安稳要比拼能力强多了。我有个朋友在公家单位，二环内的房子，内部价才4000！等考上了公务员，我还想早点成家，娶个媳妇，养个娃。”
这会儿，店里还零散地坐着几桌食客。那盘花生毛豆已被吃空了，郭立民一时找不到事儿做，就掏出手机玩着。
“你怎么不去考？”杨鹏问，“过了三十五岁，这条路就断了。”
“我不想考。”
“为什么，你现在的工作很好吗？”
突然之间，郭立民没有接话。
“我也有个朋友——”过了一阵子，他才抬起头，欲言又止地说，“以前跟你有一样的想法。”
“什么想法？”
“二十多岁那会儿，他天天梦想着将来：事业有成，住上自己的房子。客厅里有一个飘窗，他和心爱的人并排躺在垫子上，懒洋洋地搂着对方，晒着午后的阳光。你懂的，那时候他脑子里想的，就尽是这些玩意儿。”
“后来呢？”
“后来，他去参加了几场考试，也考过公务员。他记得那时考的是抓狗的城管。本以为报这个的人不多，结果四个名额，有几百人竞争。”
“当然啦，他没考上，”郭立民说，“不过他也没当一回事儿，因为他对这个岗位本就不感兴趣。他从小在农村长大，跟别的孩子一样，夏天下河游泳，秋天去地里捉蝈蝈……他家里很穷，但不管怎么说，他的童年过得自由自在。成年后，他来到城市，反而常常觉得心不在焉。一年年过去，他还坐在老地方，做着老一套的工作，想着同一件事情：怎么能赚到更多的钱。”
“努力挣钱，难道有什么不对？”杨鹏问。
“那时候，他们一家人也都是这么想的。”郭立民说，“他父母从老家来到他在的那个城市，找了个布匹加工厂做工。一家三口省吃俭用地干了好几年，终于攒了二十万块钱，在房价上涨前买了一所小房子。”
“他摇身一变，成了‘城里人’。可签合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那是他和爸妈的血汗钱，就这么莫名其妙地给了别人，自己还背上了几十年的贷款，他总觉得好像便宜了谁。他有些想不明白，这一切到底图个啥？”
“但他很快就明白了。有了房子后，他爸常催他赶紧找个对象结婚。别人不都是这么过的嘛！找个女人成家，生孩子，过安稳日子。”
“这有什么不好的？”杨鹏把手中的塑料杯捏得咯吱作响。
“没什么不好，他当然也想这样。”郭立民盯着那只杯子，接着说，“不过，这个过程很难。他跟你一样，相过很多次亲，但总不成功。他虽然有了房，生活也过得去，可跟那些真正的有钱人还差得远。大多数时候，那些女人看不上他，也有几次是他没看上别人。直到三年后，他才遇到了一个女人。”
“他们在一起时，总有很多话可以说。她喜欢画画，他也喜欢。她爱去郊游，他也爱。他们甚至常做一模一样的飞起来的梦。每天活在到处是钢筋水泥的城市里，他觉得远没有小时候在乡下那样自由。说到底，人需要的不光是几十平米的住处，还有一些别的东西，还有整个大自然；在更广阔的天地里人才能越来越像个人。”
“你好像有点跑题了。”杨鹏忽然打断道。
“爱情改变了他，”郭立民沉吟了一会儿，又说，“每到晚上，他们抱在一起，天南海北地聊到半夜。不知不觉间，身体又缠到一块儿，做爱做得满身是汗。”
“那段时间，他很幸福。在某些瞬间，他甚至觉得自己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农村娃儿了。他跟这个来自县城的姑娘谈婚论嫁，觉得自己真正地跨越了阶级，还试着习惯城市的生活，打算把日子过得更有滋味一些。”
“但她并不这么想，她也有她的追求。她一直希望自己能住进一所阳光很好的房子，带个小院，里面种满花花草草。每当跟他路过一处别墅区时，她就指着说，‘到时候咱们也会住到这样的地方，对吧？’可一天天过去，她看出了他没这个本事。‘你为什么不去考个公务员？’她也这么问过他。可他只当是耳旁风，从来不行动。慢慢地，她恨他的不思进取，觉得自己跟着他，是吃了大亏。”
“其实她不知道，他光是得到眼前的这些东西，就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接着发生的一件事，还是毁掉了这一切。”郭立民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说，“有一天，他妈妈去医院看病，查出了癌症。她以前在那个加工厂干活，车间里老有一股刺鼻的胶水味儿。为了能多挣钱，她也常常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这或许就是她得病的主要原因。她前后做了一次手术、六次化疗，受尽了折磨。为了治病，家里也花光了所有积蓄，但最后还是没能保住她的命。他的那个对象，也因为这件事离开了他。”
“每每回想起这些往事，他觉得就像做了一场大梦。现在，他也三十多岁了。每当看到有人——不管是男是女——要往上爬，追求自己所谓的幸福时，不知为什么，他心里总是很沉重。”
“我听出来了，”杨鹏的语调有些颤抖，“你讲的都是你自己的故事。”
“是。”
“我不明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难道有错？别人追求自己的幸福，也碍着你了？”
“这两年，”郭利民看着他，“我爸在路边摆了一个卖烧饼夹菜的小摊，经常被城管赶来赶去。我有时候想，如果自己当初考上了城管，该怎么面对这种情况……”
“你好像又跑题了。”杨鹏打断道。
“是，是。人人都想往上爬，那必然有人爬不上去。你享受了幸福，就必定有人享受不到。看看现在这种生活吧：人人都渴望赚他个盆满钵满，处处都是对贫穷的嘲讽，每天都能听见那些伪善的谎言。可偏偏与此同时，人们心平气和，白天去逛街购物，晚上在餐厅吃饭，说着自己的生活琐事，平静地埋葬死去的亲人。我们看不见那些受苦受难的人，看不见背后发生的种种惨事。
幸福的人逍遥自在，只是因为那些不幸的人在默默地背着自己的重担。如果这些人不再沉默，那些人还能继续幸福下去吗？所以我老想提醒那些着急往上爬的人，眼光不能只往上看，还得向下看。不管他现在多么有冲劲，灾难早晚都会降临——生病、家人去世、还有别人的伤害。到那时谁也看不见他，听不见他，正如现在他看不见别人，听不见别人一样。”
“你太悲观了。”杨鹏从鼻孔里哼了一声，道。
“我只想让自己保持愤怒。说实在的，如今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了。”
“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意义？自己想去当一个斗士？”
“我只是希望，你不要重走我的老路。”郭立民看着他，说。
这时，杨鹏的脸涨得通红，也不知是因为啤酒喝多了，还是因为憋了一股气想发作。不过没多久，他就恢复了平静，两人也都默不做声了。
此刻，已近午夜。在昏黄的光照中，店里的老板娘打着哈欠，眯缝着双眼看着他们，在这种时候听一个这样的故事，任何人都免不了觉得乏味。
又坐了几分钟，两人就道了别，分开了。
郭立民走到外面时，夜空中落下几滴零星的雨点。他来到那处会所旁，等着回家的出租车。
霓虹灯依然在不停闪烁，他突然生出一种冲动，想去里面找那个姑娘；但一想起那解开的胸衣和张开的双腿是用钱买来的，顿时又觉得索然无味。
尽管明天是周末，他还是想早点回家算了。今晚他其实没吃饱，冰箱里有番茄、上海青和面条，回去做一碗素面吃了，躺在床上刷几条短视频，就该睡觉了。
这时，瓢泼大雨终于下了起来。数不清的雨滴噼里啪啦地冲刷着路面。远处不断传来轰隆隆的雷声，让人难以想象，这场雨什么时候才能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