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读书笔记26

魏晋文学的浪漫性

在魏晋时代环境与文学理论的环境下，当时文学的发展，自然是要偏于个人的浪漫主义方面去的。因此那些作品，都是以当日流行的道家、道教、佛教各种思想为其根底，完全离开现实的社会人生，充分地表现一种超然的神秘的浪漫情绪。

由那些作品，很明显的映出当代智识阶级的心理意识。他们把老庄的无为遁世，道教的神仙，佛教的厌世，各种思想一起揉杂起来，再借着古代许多神话传说为材料，描出各种各样的玄虚世界。于是昆仑、蓬莱成了他们歌咏的仙境，宓妃成为理想的神女，人面兽身的西王母，变成了观世音，王乔、羡门、赤松子、河上公这些仙人逸士，都成为他们最高的人生理想了。《山海经》，《穆天子传》变成了经典，郭璞也得用汉儒解经的功夫来加以注解了。以儒家名世的皇甫谧，也写起《高士传》来了。陶渊明也以《读山海经》为题材而作诗了。招隐游仙成为当代最流行的诗题了。

我们可以说，魏晋文学，完全是当日那种玄学与宗教思想的反映，也就是当日那些清谈名士的浪漫生活和浪漫心理的反映。在那些作品里，明显地表现出当代文人的性情、理想、嗜好和行为。间接地把那一个紊乱的时代，留下一个分明的影子。

在当代的诗文辞赋里，表现老庄的哲理思想的，真是触目皆是。从仲长统的《乐志》诗起，再如曹植的《玄畅赋》、《释愁文》，嵇康的《秋胡行》、《酒会诗》、《答二郭》、《与阮德如》、《述志诗》诸篇都是。至如阮籍、郭璞的诗，几乎全部是道家的哲理与神仙隐士的思想织成的。再如张华、孙楚、陆机、石崇他们的诗篇里，也时时露出道家的言语来，到了孙绰、许询，再加以佛理，诗就更枯淡无味了。

《诗品》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文心雕龙．明诗》篇也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檀道鸾《续晋阳秋》也说：“正始中何晏、王弼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俗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这些批评都相当确切。不过道家诗文，并非起于郭璞，在仲长统、曹植、阮籍、嵇康的作品里，早已开始了。

除了道家的玄理以外，其次在诗文里表现最普遍的，是那种神秘的空想的游仙思想。在曹操的《气出唱》、《精列》、《陌上桑》、《秋胡行》诸诗里，已充满了仙道的典故。阮籍的《咏怀诗》，到处都是王乔、羡门、赤松、河上的字眼。曹植有《洛神赋》、《仙人篇》、《游仙篇》、《远游篇》、《升天行》。王粲、陈琳都有《神女赋》，郭璞是以《游仙诗》著名的，张华、张协、成公绥、何迢诸人，也都有《游仙诗》。陆机有《前缓声歌》，庾阐、帛道猷都有《采药诗》。

在这些作品里，他们糅杂着道家的思想与道教的迷信，再采用古代的神仙传说和一切奇异神秘的材料，造成一个美丽空虚的仙界，由这种艺术的象征的暗示性，一而作者可以寄托自己苦闷的灵魂，同时又可引导读者走入那种离奇的幻境。

其次，便是表现那种避世的隐逸思想而促成田园山水文学的产生。如阮籍、陆机、张载、左思、闾邱冲的《招隐》诗，陆云的《逸民赋》、《逸民篮》，王羲之的《兰亭诗》，陶潜的大部分诗篇，都是这一类的作品。在魏晋文学中，这类作品，是最优秀的。因为哲理诗过于枯淡，游仙诗过于玄虚。只有这种文学看去似乎枯淡，却又丰腴，看去似乎玄虚，却又实在。在这些作品里，脱离了现世的尘俗，表现一个合乎人情的境界。这一个境界，不像仙界那么神秘玄妙，是一个人人能走得到能体会得到的自然境界，在那里有美丽的画意，有浓厚的诗情，有自由的人生，一切都显示着纯洁，一切都表现着自然，我们读了陶渊明的《归田园居》、《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这一类的作品，自然会产生出这一种心境。

诗人的心境，时时刻刻是矛盾的。就在那种苦闷冲突的情感里，产生出艺术。他们有时要谈玄虚的哲理，有时要追求玄妙的神仙，有时又感到这些境界过于空虚，还不如饮酒作乐，及时求欢。于是这种现世的快乐思想。在魏晋的文学里，也呈现着浓厚的色彩。如阮籍、刘伶们的醉酒，王恺、石崇们的奢淫，以及《杨朱篇》中所表现的那种纵欲思想，正与这类的作品，取着一致的情调。

由上面这几点看来，魏晋的文学，是离开社会的现实，趋于个人的浪漫的路上而发展着的。当代的文人，与其说住于现实的世界中，不如说是住于虚构的赏乐的或是自然的神秘的世界中。他们几乎全都是空想家，他们的生活都变成梦幻一般的玄虚。在这梦幻的玄虚中，他们的灵魂有了寄托，他们的心境由积极变为消极，由愤慨变为玄默，由避人变为避世，最后入于陶渊明的净化了。但由这种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意识时代心理，与当日流行的哲学思想宗教观念以及文士的生活状态是完全一致的事，我们是必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