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打破了我们对2020年的所有憧憬。疫情越演越烈，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感触如此深刻。我们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这次疫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次公共卫生安全的大考，也是经济业态的分水岭，是传统国际格局和经济格局的大变化，更是不同思想、不同理念、不同价值观的大碰撞。
于是，在我们朋友圈里，有贩卖悲情的，有提倡悲悯的普世法则的，有趁机展现各自优越性的，有抨击丑恶人性的，也有彰显人性本恶的……一时之间，泥沙俱下，金石同出。
吵吵闹闹，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有一怒之下的文化人，写了一篇大火的文章，标题为“决定亲疏关系的，从来不是血缘，而是三观”。嗯，大有“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愤慨。
我和我老爸，也因为各种观念的不同，吵过好多次架，最激烈的时候，老爷子掀桌子，气的吹胡子瞪眼——其实争论到这种地步的时候，就纯粹是意气之争了。
当然我们还是会和好，我会关心他的三高，他会每天下午问我几点钟回家吃饭。
所以，三观对立这个问题，并不是现在才存在。而一个成熟的人，从来不会要求别人改变。只有冒绿烟的毒鸡汤，才会鼓吹世界按照一个人的要求去运转。
我们还是要找共识，浙大郑强教授说，尊重对方的沟通，是讨论对方擅长的领域。郑教授有很多张狂激烈的言论，让我一度认为他和江湖上那些成功学大师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是一个在讲台上贩卖质疑，一个在酒桌上兜售成功。但从如何与人交流沟通的态度上，我认为郑教授还是一个学者，一个“愤怒”的学者，“愤怒”是其学术研究的一个切入点，也是其学术展现的一个立足点。
其实仔细看看，这个世界的分歧并没有那么大。比如官二代曹操和贫二代刘备。
那一年，他十八岁。意气风发的少年郎，任职市城管队队长。
那一年，他二十五岁，刚刚经历血与火的洗礼，荣升县公安局局长。
他制五色棒，城门口左右放上十来根，谁触犯了禁令，一律现场打死，几个月后，灵帝宠爱的小太监蹇硕的叔父晚上违规冲岗，他下令当场打死。
纪委领导因公到县，他请求拜访，对方不见，且传出讯来，要革了他这丘八的职，捧谁家小舅子上位。他一路打进酒店，把督邮绑在柳树桩上，抽了二百鞭子，把官印挂在督邮肥厚的脖子上，带着这一帮退伍老兄弟，亡命天涯。
以上均出自陈寿的《三国志》
“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馀枚，有犯禁，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近习宠臣咸疾之，然不能伤，於是共称荐之，故迁为顿丘令。”
“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柳，弃官亡命。”
你看，一个官二代，最终成为庶族的领袖，革了不知道多少门阀的命；一个贫二代，最终成为了正统王朝的代表，虽然他祖上三代都没沾到正统的光。在年轻的时候，应对豪强与不公的态度，居然惊人的相似。
罗贯中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二战后出于对社会稳定的渴望，期望出现相对强大政府来实现社会的稳定，加上近几十年各种科技手段、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导致政府和组织对个体管控能力前所未有。
本应该在每一波因技术创新带来的社会变革中出现的“嬉皮士”群体，因为原有的族群聚居变成了现在的小家庭，并没有出现。
犬儒主义开始大兴，个人更加关注自身发展、享受。
这种情况在疫情冲击下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反政府自由主义思潮毫无征兆的爆发出来了，表现在自媒体领域，消息消息扩散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主流媒体或官方渠道，不同个体各自发表观点，随时都有可能展开论战。
大多数政府显然并没有适应这个变化，表现得滞后和被动，体现在要么展现强硬（其本意是要展现对事态的掌控），要么展现迎合（其本意是要表示亲民和随和），前者被看作僵化与傲慢，后者被视为谄媚与认怂，在信息化碎片化的交流中显得苍白无力。
这是很有意思的，不是因为互相认同而达成一致，而是找到了共同的对立面而暂时联盟。
然后继续在联盟中彼此攻击，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