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写于2017.8.21.）
我曾经以为自己能和程序员先生谈一场永不吵架的恋爱。
对不起，我食言了。
准确地说，是食了一次又一次言。
上周我加班，真正地披星戴月，5天连续去不同地方采访、参会，在不同的地方写稿子，经常写到晚上9、10点，还无论如何也不能准时交上。
我很挫败。我的稿子总是提及医生的苦累，以至于连我自己都相信医生真的很累，而我的日子相对好过。直到我上周跟着某大三甲麻醉科一起工作，早上7点多到了他们科室，跟到下午3、4点，被临时通知了任务，匆匆返回公司（地铁通勤一个多小时），临走时，那间手术室正在做当天第4场手术，我离开前问医生：你们今天得工作到晚上7、8点吧？十几个小时真辛苦啊。
然后我自己工作到了晚上9点多。
连续这样一周后，周五，我8点在虹口开会，12点采访，1点赶到闵行参会，2点是另一个采访，采完的时候，医生跟我说，谢谢谢谢，我也跟他说，谢谢谢谢，然后收拾包，下楼，回到主会场，突然很恍惚：我是谁？我在上海哪个区？开的是什么会？等会要采什么人？有什么稿子要今天出？
我确信那一刻我是疯了。
从没有地铁站的闵行跋山涉水回到城里，找了家星巴克写稿，答应编辑7点前交，最后死活调整不好语言节奏的时候我终于在星巴克焦虑得叫出声来。
还好周五晚上7点的星巴克已经几乎没人。
在上海工作真的很累，这点，绝不限于医院。我上周每天工作时间应该都超过了14个小时，好几天一天只吃2餐，经常是在出租车或地铁上解决；而程序员先生的工作也未必就比我轻松，他们公司每晚10点后打车可以报销（因为10点后地铁开始陆续停运），他几乎打了一周的车回家，好几次，都是12点之后。
在这样的工作强度面前，当别人说起在上海工作钱多，有时候我真想回 so TM what。
于是你很难想象在这样的逼迫下，两个人还能心平气和地共处一室，那种从公司带回家的戾气，把40平的小房子填满简直易如反掌。
我俩真的算好的，所谓吵架，最多不过1、2个小时，主题很局限，多半是我在工作上有所纠结，然后在这个大直男面前碎碎念、碎碎念，大多数时候我也知道自己很烦，但真的就是无法停止。
另一些时候，多半就是聊买房，我们租房的所在地在上海内环的边缘，房价约为7万一平，他家有一定存款，但给这样的房价付首付估计也就买个一室一厅；我认同人要有自己的房子，但我们家确实半毛钱积蓄都没有，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在结婚时能让自己硬气一些，而硬气需要时间，时间就意味着房价还可能继续涨。
我总对自己说理想啊热情啊，到了现实面前，至少到了浙江人的现实面前，买不起房子哪里供得起理想。
有时我回苏州参加同学的婚礼，看到同时毕业的朋友有房有车有老婆有娃，也的确会心生羡慕——虽然回了上海就能缓过来。
现实是很强大的，要在现实面前坚持自我需要更加强大的内心。比如我工作将将算2年，医疗媒体里能混这么久的说实话也不多，于是现在也不断有其他医疗媒体、或医疗机构/企业/集团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对他们感兴趣。
他们多半是打电话，但一听说不是做新闻的我总是什么都不问就回绝了，就像在回绝恼人的电销，有时候撂下电话才想起，怎么着我也该去面个试，问问薪水不是？好几家都是跨国企业，万一薪水翻好几翻呢？在上海买房的理想也能提前实现了不是？
但就是提不起兴趣。
对于工作，我始终只对内容感兴趣，而医疗媒体里的人大多并非如此，他们喜欢用媒体的平台积累资源，瞅准了大公司，嗖地一下就跳过去，做运营，做市场，做PR。医疗毕竟还算是欣欣向荣的产业，大的跨国，小的民营，给钱都不少，再怎么不济也好过现在一个月几千块的死工资。
上礼拜，还有同行给我“指明路”，大意是，你认识这么多专家，也可以接点私活嘛，小到给专家团队写文案、拍视频，大到牵起药企与专家的合作，被老板发现了，没准还能给你带个组……
走上人生巅峰仿佛指日可待，然后呢？
我经常会因为这些事哭，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个人哭得稀里哗啦。我做媒体，也认识了好多人，可是我找不到行业楷模，找不到有人怀有初心和善意，想为这个行业发点声，做点事。那些人，好一些的，把工作当工作，认真对待，坏一些的，只把这个无聊的口当成跳板，以此找到有钱的老公或下家。
那天，我也哭得稀里哗啦，虽然那个同行的话不是我哭得唯一原因，但他成为了我哭得越来越惨的稻草，我所坚持的对文字与记录的虔诚，对真相与理性的探索，在他们眼里，仿佛都是小儿科的矫情；情绪、流量、专家资源，才是他们入行的真正理由，甚至也是那些猎头和HR来找我的理由。
我感觉受到了侮辱，他们大概也受不了我的蠢。
好在，哭，并不代表痛苦，于我来说，每一次为了这些事哭，哭过之后，我总会对自己的选择再多坚定一分。亚里士多德说，见多了悲剧，人们就会明白，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运作的，有人活得卑贱，有人卑微而摧折，只有懂得了这些，我们才能释然。
周五的早上，我见到了一个专家，照例被一群记者围着，但因为他在台上已经说得够多，记者没有太多的问题想问他，于是他自顾自地絮叨，大意是，我都60多岁了，能有多少追求？我只会治疗这一种疾病，就只想用余生为这些患者再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
他见过魏则西，治疗过魏延政，遇到过千千万万走了无数弯路的肉瘤患者，最终决定成立临床诊治中心而非医生集团，不为赚钱，但求行善，“我妈妈信佛，我也希望能为子孙后代积德行善。”这是他的原话。
他的眼睛不知道在看向哪里，但那温和虔诚的语气让我相信他所说的一切都发自内心。
也让我相信，这世界上还是存在傻子的。
据说，南方医院肝病教授骆抗先在接受采访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请各位记者朋友们一定笔下留情啊，务必实事求是，有时候赞扬的话听多了，总觉得那说得不是我了，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医生，只想为咱们中国的乙肝防治再多做一点事情。”
不求宣传，不要名利，但求内心踏实，小富即安。
我也想成为这样的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