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老家有个响亮的名字——运漕。运漕的本来含义是指由水路运粮。运漕镇因此而得名。
运漕镇是座千年古镇，曾经是个繁华所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十五岁的父亲得到一个机会，来到了县城并且成为刚刚成立的国营机械厂——含山县农机厂里的一名工人。
我至今也不搞清楚，经常吃不饱、外表瘦弱的父亲是如何得到这样一个机会的。或许，这得益于父亲“有文化”。其实，父亲只上过高小（高级小学，也就是小学高年级）。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学历算得上是“有文化”了。
十五岁的父亲就这样离开了父母。一大家子经常吃不饱的窘境中这个尚未成年的儿子的离开，父亲的父母是开心的——二儿子有碗饭吃了。
父亲排行老二，上面有个大哥，下面是两个妹妹、一个弟弟。父亲从小读书就很好，可惜不是长子。当家里的收入只够一个孩子上学时，懂事的父亲自动辍学，到烤鸭店帮人家拔鸭毛、到工地搬砖……凭着菲薄、瘦小而坚韧的力量帮着大哥凑学费。
运漕是水乡，产鸭子，运漕烤鸭至今还是本地知名的美味。鸭子好吃，拔鸭毛却是个苦差事。高高的木桶里泡着刚刚宰杀的鸭子，大毛毛根硬，还好办，细小的绒毛根细，拔起来相当费工夫——全靠镊子一根根的拔。检查这道工序的大师傅相当难对付，接过鸭子，手从鸭脖子往下倒捋，只要挡手，就要重拔。个子小小的父亲，需要垫五块砖才能够着泡在水里鸭子。忙活一两个小时，手都泡的发白，才能拔干净一只鸭子的毛，挣2毛钱。
就这样，父亲离开了家，离开了父母，一个人来到繁华的县城，走进机器轰鸣的工厂，当了名光荣的工人。后来又认识了同样在厂里学徒的母亲，再后来有了我们三个儿女。靠着勤劳，一大家子，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虽然读书不多，父亲对知识有着天然的敬畏，他最尊敬的人就是老师。记得我上中学时，面对数学难题无法解决时，父亲将我带到刚进厂的一名高中生家里，请他给我讲题目，临时到菜园子里（那时，厂里几乎每名职工都在宿舍前后种了多少不等的菜地）铲了满满一大篮子的青菜带到高中生的家里。
我上高中后，父亲凭着苦干和苦学从车间工人进入了厂里的供应科。供应科需要跟不同的客户打交道，很多时候需要给客户发电报，而电报是按照字数算钱的。记得有一次，父亲拟好了电文草稿，正准备誊到电报纸上，我恰好看到了，重新修改了一下——字数少了三分之一，意思没变。父亲非常高兴，逢人就说：“这小子，给公家省不少钱呢。”
我与父亲的对话并不多，少年时，我总是自作聪明的认为我的父亲不如别人的父亲。那时，我最怕的事就是父亲在试卷或者成绩单上签字。倒不是我的成绩不好，中学时，我各科的成绩还是名列前茅的呢。主要是父亲的“已阅”两个字写得歪歪斜斜——老实讲，还不如我写的。再看看别的同学试卷上龙飞凤舞的签名，我觉得签字真是场灾难。
父亲对我们几个孩子几乎是溺爱的。不仅很少体罚我们（这对工厂区长大孩子来说，实属罕见），家务事也几乎不让我们插手。后来，在我不惑之年时，曾与父亲简单的说起过，他告诉我，自己少年时吃的苦太多了，就不忍心再让自己的孩子吃苦了。
我第一次让父亲“长脸”是中考，那一次我考了个全校第六名的成绩。张榜公布分数的那天，父亲从学校回来后，厂里的同事、朋友都来祝贺，父亲一边享受这别人的恭维，一边掩饰不住的喜悦：“没考好，只考了个第六。”那样子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上班后，我选择一个人留在合肥。以前逢年过节就回家，成家后，孩子、工作忙，有时一年都没回家。
今年国庆，趁着长假回了趟家。几天前就打的电话，说好是一大家子都回去的，后来孩子要补课，妻子单位临时加班。我本来准备下次再回，犹豫中打了电话。父亲说，那就下次吧。口气并没有听出有什么不高兴。母亲晚上打来电话，说父亲知道我不回去，很失望，和母亲叨咕，“这个儿子算是白养了。”我的心里咯噔一下：怎么父亲的话音我就没听出来呢。
国庆当天，我一个人出发了。父亲比春节时要显得老，不过精神很好，除了耳背，说话需要大声点外，身体还硬朗。毕竟，一岁年纪一岁人。
他带我看了看老房子拆迁后分的房子：这是给你们的。他一边带我细细的看着每个房间，一边告诉我准备将房子的院子扩大，“你们都回来吃饭的地方就小了……”本来想陪着父亲说会话，可等我们坐下来，喝着热茶，说了几句孩子的事，居然相对无言。
微信里小学同学知道我回家了，大家都是很久没见面了。邀着饭局，正在吃着时，父亲找来了，当着男女同学的面嘱咐我：“少喝酒。”全然忘了我已经人到中年了。奇怪的是我并没有一丝尴尬，只是眼眶有些湿润。
几天前，一次高中同学告诉我，说父亲还在老家帮人家做事，没事的时候还在种菜呢。其实属马的父亲早已退休，已经是望八的人了，还那样闲不住。
祝父亲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