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春天》:“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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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朋友那里得知《四个春天》上映了,几个星期前,我就听说过这个名字,纪录片,温暖等等。我没想到它会上映。这样的纪录片是毫无卖点的,只会亏本。我初闻这消息时感到意外,而后买电影票,发现排片量小,时间多在白天,冷冷清清,放映这部纪录片的影院越来越少了。买定票,查了票房,两百万。

纪录片一点十五分开始,我与陌安君提前到场。扬声器说可以检票了,走过去,检票口空荡荡的。与前段时间看《海王》的情景形成强烈反差。

放映厅黑洞洞,我坐在前排位子上,陌安君的左侧,转头看见后面跟了三个人,左右试探着。大屏幕上滚动着各类广告,汽车、食品、服装等等,等到出现黄色飞龙的片头时,纪录片正式开始,而整个放映厅共有观众六人。好像中途还退走一个。

电影讲的很简单,贵州某小镇一个家庭的四个春天,以其中的老两口的日常生活为主要记录对象。摄影者是老两口的小儿子,他还有个姐姐,一个哥哥,姐姐还有一个儿子。老两口的孩子每年春节都会回到这里看望他们,一家团聚,有时候也有人缺席。

老两口十几岁相识恋爱,步入婚姻殿堂,相亲相爱。每个春天,他们都过着山野与居家来回交替的生活,某些时刻,二者融合为一。他们上山采野菜,药草,唱山歌,孩子们陪着,欢跳,嬉戏。随着小儿子镜头的移动,生活被摆在面前。让人想起孩提时代,想起自己的故乡。老两口时不时吵几句嘴,乡音绕梁,久久不去。

有一年,女儿生病住院,形销骨立,虚弱地躺在床上,一家人围着床,不断靠拢,夜夜未眠。女儿勉强挤出微笑,她想回到从前,唱一首歌,可她不能。几天后,镜头转到灵堂,女儿的遗像挂在墙上。老头子站在对面,表情呆滞,老伴抹着眼泪,一脸憔悴。

扶灵的是独子,镇上的青年来抬。上山,入土,那二十来岁的独子大喊几声“妈妈”。气氛一下就沉重了。伤痛挥之不去,弥漫着,扩散着。老两口相对无言。

又一年春天,一家人来到墓地,跟她说话,说着说着,回到从前。老两口隔三差五都回去看他们的女儿,做完饭都要给她留一个座位。慢慢地,女儿无处不在,她看着老两口呢。他们开始振作起来,又上山去了,又唱歌了,又来到女儿的坟前,在周围开一片菜地,说是要种很多东西,闹热。

生活恢复到以往的明媚。老两口还要相亲相爱,趁着剩下的时日,孩子们还会回来过春节,他们把熏好的香肠请出,油亮油亮。

诗人荷尔德林说:“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纪录片中的老两口过的就是这种生活,他们不知道。“人充满劳绩”,意思是人得“劳作”。在哪里劳作?大地上。纪录片中的老两口很懂得大地,他们的孩子则淡忘了。他们“打菜”,牢记先辈的话:“打菜不打那边坡。”他们年逾花甲,身手矫捷,耐力非常,他们享受劳作的过程,以歌唱来赞美。他们回到家也停不下来,老伴绣花,切草药,缝纫,老头子研究电脑,弹钢琴,养蜜蜂,修理各类家电器物,凡事上手。然而他们依然笑呵呵的,满足,“安逸”,老伴的口头禅,而老头子常常说“好玩”。他们“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种诗意是具体的,是可以触摸的,是“劳作”过后的喜悦,是兴致忽来时的歌子,是随处可见的细节。

很少会有人耐下性子看完这样一部“无聊”的电影,即便某些宣称电影绝佳,强烈推荐的人也未必“看进去”,他们只是感动落泪罢了。荷尔德林所说的那种生活几乎不存在了,它是落后的,要消灭掉,电影中的很多细节都与“进步”没有关系,脏乱差而已,谁会住那样的地方?谁会吃那样的东西?谁会唱那样的歌?那些青年,为了去城市寻觅理想,不惜背井离乡,住在地下室,在冬天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去城市没错,一个自由的选择,但为了“面子”,值么?我听过很多“迷失”与“堕落”的故事,他们忘记“故乡”,抛弃“生活”,他们只是城市里的行尸走肉。现代化最大的“恶”,就是“革”掉了人们的“过去”,“革”掉了生活。“拆迁”就像一把刀,要把世界切得均齐,特别是国内,最早的一批“生活”的建筑早早消失得无影无踪,面积惊人的土地被用来大兴土木,高楼群起,每个城市争相复制,人们的观念瞬间改变,昔日的文化传统黯然失色,正进一步退出历史舞台。当人们某一天突然从幽暗的角落里找出一件古物,内心却已是毫无波澜,一个没有“过去”的人,一个失去“生活”的人,何以存在?电影中,两个老人用镜头拍下的画面记录的仅仅是过去生活极有限的局部,好在是留存下来了,否则还真是不好证明过去的真实,文字就更不用说了,作者都是“说谎者”,甚至是“臆想症”患者。

电影怎么样呢?有人说导演不够“专业”,明眼人一看便知,我不懂这种“专业”,在此不论。何况专业什么的并不能决定艺术作品的质地。导演的可贵之处是,他发现了这种生活,发现了四个春天,四个在郊野黑暗中闪光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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