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亦袈裟

在瓢泼的雨天第三次拿起《山河袈裟》,从扉页一路读到卷尾,大雨丝毫不见收势,拍打的雨水意志顽强地渗进窗子,让人着实怀疑是不是单单长沙的天漏了一块。

“这世上让人绝望的,总是漫无边际的好东西”。是不是漫无边际的好,和下个不停的雨一样,让人绝望。

《山河袈裟》是卑微生命历经种种困顿的绝望万象集,他们是遭遇诸多不幸在光与暗的边缘中行走的众生,沉沦或仍偏执固守着丝毫希望的人民。“他们是谁?他们是门卫和小贩,是修伞的和补锅的,是快递员和清洁工,是房产经纪和销售代表。在许多时候,他们也是失败,是穷愁病苦,我曾经以为我不是他们,但实际上,我从来就是他们。”透过《山河袈裟》中的织就的镜头,会发现眼前的人间离窘迫如此之近,离徒劳如此之近。那种硕大的无力感甚至无法被归因溯源,因为没有人该被怪罪,没有人能被怨恨,只是残酷的事实就摆在这里,被我们称之为宿命。但人间的滚烫在于,每一个生活角落里的人并非只是躲闪和顺受,而是在潮汐中抵挡和奔涌,去用自己有血有肉且有限的“宿命”,让荒棘与繁花同生,让暖流随冰泉共存。正如书中所言:“不是一味地去战胜,也不是一经碰触便溃逃远遁,而是不断地想出法子,使之恰如其分”,那些悲喜和庄重以人间的名义沉吟如歌,淬炼成晶,缱倦客以慰籍,还生死以至美。

“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是刘禹锡《杨柳枝词》中的名句,而在《山河袈裟》中,名为《长安陌上无穷树》的是时隔多久翻开都印象最深的一篇。作者李修文在医院陪护时期间目睹了一段发生在城乡结合部一家小医院外的斗殴,每次读至此时,脑海中都不由得自动放映台湾导演杨德昌拍摄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被打的人是一个江西籍的不满二十岁的医院清洁工,而此刻,这个平时极其热心善良的小伙子因为蒙受了生平最大的欺侮,在不可控制的盛怒之下双手各持一刀,整个人被涌上的气血支配,只剩咆哮与怒吼。打斗随着一个老妇人尖利的叫喊中止,她与小伙子同是医院清洁工,平日里与青年没有任何交集的她充当了已经失去理智的青年的母亲。是的,在这紧要关头,只有母亲敢于为了自己的孩子而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

而在医院的骨科病房里有一对老师和学生,老师其实好多年前就因为从教的学校关闭而不再是老师,学生则是一个七岁的“小病号”,因为三岁查出骨病,自幼就跟着父母辗转颠簸,四处寻医问药而从未接受过正常的学校教育。因病结缘的师生把病房当作彼此的教室与课堂,在病痛中相互陪伴,而最终也无法摆脱突然的离别。“小病号”因病情加重要去北京救治,在最终离别之时,老师便将未编完的教材放进了他的行李,转身上楼的老师听见了折返回来的学生一遍又一遍扯着嗓子喊出来的那一句“唯有垂杨管别离”,是那句他从没记住过的后半句古诗,也在他短暂的人生里初次体验的离愁,而对于老师而言“哭泣,就是她唯一的垂杨”

“庇护”,除此之外我甚至想不出任何一个恰切的形容,饱受生活磨砺的温热生命,在泥泞中挣扎前行,在寒夜里辗转反侧,人间实苦,有的人仅仅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已然拼尽全力。他们却把自己所剩无几的力量拿出来分给周遭相同境遇的人们,彼此温暖,相互搀扶,因为他们明白痛苦来临时,只有爱这一座避难所能将他们庇护。

“失去,再失去,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受的一生,不过是在丧失中辗转的一生”。文中每一个词汇都濡染着来自时代与现实的气息,这气息透着现世的苦难,这气息浸着内心的纠结,它能够真切地赋予读者身处其中的深沉感受,作者描写的地域或者场景也许你不熟悉,但是关于幸福、关于苦难,这些纯粹内心的感触却是一次次将在世间赶路的人们与书中的文字,与作者拉近,与故事拉近,与生命拉近。在《阿哥们是孽障的人》里,作者书写在黄河岸边走投无路的自己,被从天而降的兄弟送出危难之境,一字一句,皆是浸透了冻雨的冰冷的,冲破了无奈和孤绝的雾气的,萦绕着来自遥远青海的气息;又如在《怀故人》里,作者怀念亡友时写道,“你的存在鼓舞了我的存在”,有她在方觉“吾道不孤”。   “在山林与小镇,在寺院与片场,在小旅馆与长途火车上”,作者李修文十年来奔忙途中,在这些沉默甚至逼仄的地方写下这些意味深长的零散文字,这些生活中稀松平常之处,也正是是作者眼中的山河。乍看是偏离了小说与编剧的轨迹,却回归了当初让他激动、使他成为一个作家的初心,切入到生而为人这个看似简单,实则极易沉沦、最容易浑浑噩噩的本真体验中。正如他在自序中写到,“十年了,通过写下他们,我总算彻底做事了自己的命运:唯有写作既是困顿里的正信,也是游方时的袈裟。”

所幸山河万里,始终天地之间存有人间大爱给殉道者以慰藉,而那些哀伤沉吟如歌,终究淬炼成晶,还生死以美、给缱倦客以慰籍,高贵得不禁让人自惭形秽。“此刻所见既是惯常与微小,也是一切事物的总和,它们是这样三种东西:天上降下了灾难,地下横生了屈辱,但在半空之中,到底存在一丝微弱的光亮。”莽荡山河,自太古至永劫,始终是大爱以袈裟托起众生,铸就了寂寥长夜的漫天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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