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四岁那年，在北京铁三中上初一。因为学习成绩好，会拉手风琴，还是班里的文体委员，所以那时候的我小尾巴翘得老高，觉得没有自己不行的事情。
三夏大忙季节到了，学校组织我们到顺义县帮助农民收麦子，我主动要求做了班里的伙食管理员，因为班主任姚老师说“只有能够独当一面的同学才能够胜任”，我想，那肯定是在说我嘛，于是我举手报名，果然，老师选中了我。
头一回去农村，我们几个先遣队的同学兴奋得很，在卡车上大家有说有笑。到了小营公社后，带队老师把我们分给了各个生产队，一个同学跟一个队长走，负责给自己所在的班级号房子，并准备第二天大部队赶到后的午饭。
转眼之间一个欢乐的群体被拆散了，我一个人带着背包和明天午饭用的面粉、油、青菜等东西，跟着三队的队长坐手扶拖拉机去南小营村。一路上，队长只是低着头抽烟，连看都没看我一眼，让我感到十分失落。
号房子很不顺利，这村的老乡喜欢女生，不喜欢男生。原因是去年来收麦子的男生太闹了，打架骂人不算，晚上不睡觉瞎折腾，搅得老乡们也睡不好觉，有的还把老乡的土炕跳塌了。结果，女生的房子很快都落实了，男生的房子一间也没着落。天快黑了，我很着急。明天上午大部队就要来了，连住的地方都没落实，怎么向老师和同学们交代啊！队长好像也没招儿了，蹲在队部门口抽着闷烟，呆了半天，他对我说：“我说——学生（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称呼我，为什么不问问我姓什么呢），社员们不让男学生住，我也没办法，是吧？要不咱们这么着，队里有个新盖的牲口棚，还没用过，男学生将就住那吧。”
“牲口棚？不会吧？我们是来帮助你们收麦子的啊。”我忍不住提出强烈抗议。可队长根本没理我，站起来就奔牲口棚去了，我也只好跟上去。
好在那个刚盖好的牲口棚情况还不错，有个干净的小院子，有两间给饲养员准备的小房，外间有个灶，里间有个土炕，正好给我们当伙房，免得还要麻烦征用社员的灶给我们做饭。牲口棚只有三面墙，有一面是空着的。饲养员的小房子只有窗户框子，还没来得及安装窗户。队长找人在牲口棚空着的那一面挂了一排苇帘子当墙，用砖头垒了一排大通铺，铺上稻草和炕席，经这么一收拾，多少像个宿舍的样子了。他们又在饲养员小屋的窗户框子上蒙了一层透明塑料布，至少可以遮风挡雨了，这下子我心里塌实了许多。
队长弹弹身上的土，对我说：“到家吃点东西吧。”
我说：“不了，我带着糖饼呢。”
队长也没坚持，“那你就先歇着吧，明天一早儿我让我家里那口子来帮你们做午饭。”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天已经黑了，院子里只剩下孤零零的我，远处传来一阵狗叫，我心里忍不住哆嗦了一下，向四周望去，黑糊糊的墙头上好像趴着许多怪物，我赶紧进了屋，关上大门。
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一个人睡觉，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觉得院子里有动静，可也不敢出去看，心里一阵阵发紧。
“嘎吱，嘎吱”，绝对有人在院子里走动！那人轻手轻脚走到窗外停下来，好像在偷听屋里的动静。我害怕极了，哆哆嗦嗦地问了声：“谁？是、是、是谁呀？”
“是我。”我听出来了，是队长。
“我说学生，你一个人行吗？要不还是到我家里睡吧。”
我真想跑出去跟队长走，可是，那似乎很没面子噢，好像我是个胆小鬼似的。再说，外屋还有面粉、猪油和青菜什么的，我不在，万一丢了怎么办呢？于是我壮着胆子答道：“没事，我行。”
队长走了。我还是睡不着，睁眼望着房梁，想起了妈妈，虽然刚刚离开一天，可是十四年来我从没有离开过她啊，两行没出息的眼泪从眼角滴了下来。
“咣当”一声，吓了我一跳。
“咣”！又一声，没错，是外屋传来的！好像什么东西被碰倒了。天哪，有坏人进屋来了！就在外边！
我把头缩进被子，浑身上下忍不住地发抖。我想起了杀害刘文学的地主婆，想起了面目凶残的台湾特务，想起了姥姥故事里的“大马猴”……，我想我是死定了。
我战战兢兢地从枕头底下摸出手电筒，但又不敢开，只是在手里握着。心想：他要是进来，我就拿这个跟他拼！
外边好像又没有声音了。
坏人在干嘛？是不是准备等我睡着之后再摸进来杀我呀？所以我不能睡，不能睡，我要坚持！我就这么瞎想着，想着，最后不知啥时候我竟然睡着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我看到自己的手里还紧紧地握着那个壮胆的手电筒。啊，没事了，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一个人也可以睡觉了！真的好高兴。
“学生。”谁又这么叫我？趴窗户一看，院子里站着一位大嫂。哦，一定是队长夫人来帮我准备午饭了。赶紧跳下炕去开门。大嫂开始刷锅洗盆做准备。我则动手清理带来的菜米油盐。
咦？地上那坛猪油呢？坛子还在，可里面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我放在别处了？不可能，装油的只有这个瓷坛子啊。
大嫂听了我的“报案”，把坛子拿起来仔细看了看，闻了闻，笑着说：“嗨，准是让旁边刘叔家的大黄狗给吃了，你看这大门底下有这么大的缝子。昨天晚上听见什么动静了吗？”
“啊？动静？没，没什么动静。”我没敢承认昨晚的懦弱。
“狗也吃猪油吗？”我问。
“嗨，狗连屎都吃，它有什么不吃的？”大嫂咯咯地笑着说。
倒霉！早知道进来的是条狗而不是什么凶恶地主婆，我出来把狗轰出去不就完了吗？现在可好，油没了，同学们来了吃什么？白水煮西葫芦？我简直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此时此刻，我才知道自己真的很无能。
大嫂拍拍我的头，笑呵呵的说：“没事，不就是猪油让狗吃了吗？我回家再端过来点不就行了？前两天家里刚杀了猪，耗了两大罐油呢。”
我激动地掏出妈妈给我的全部零花钱——三块五毛整，递给大嫂：“那谢谢您了。”
大嫂挥挥手，说：“嗨，怎么这么生分啊？你们不是帮我们收麦子来了吗？一点油算什么？”说着一路小跑地回家取油了。
我心想，你看人家队长夫人，说出话来就是比队长中听，同样的两口子，说话的水平咋就那么大呢？
快到中午了，午饭也准备好了。大嫂忙着在院子里用木板搭个简易饭桌，免得让同学们蹲在地上吃饭。我则忍不住跑到村口迎接同学们。
等啊等啊，终于远处的小路上出现了一面红旗，走在前边的是班主任姚老师，后边是排成一列背着背包、唱着歌的同学们。
我高兴地跳了起来，一个劲的向他们挥手。才分别两天，我怎么觉得好像和他们分别了好长时间似的，此时此刻，我觉得这些同学好亲好亲啊！
我跑过去，拉着姚老师的胳膊，报告说：“老师，您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
然后……然后……我做了件至今还感到害臊的事：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我哭了。
那年，我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