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16

难忘的小学时光

现在的孩子上学不仅受限于教育资源的巨大差别，如东西（部）差别、城乡差别、同城的区域差别、校际差别等，还是孩子家庭的“系统工程”，除学区内的坐地户外，择校费和学区房的巨额经济支出；袓辈老人接送孩子上下学的身心煎熬；家长承担老师转嫁而来的作业批改；幼小年龄学习多种一技之长和参加各样补习班的额外负担……这些逼得孩子们喘不过气，压得家长们望“学”兴叹，甚至有的年青夫妇干脆不要孩子。

今天学校的硬件条件较过去是天上人间不可比拟；课程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较过去也是不可同日而语。可是他们享受过符合儿童天性的、我们儿时的轻松和快乐吗？

我是1964年8月上小学，在家附近的长春市明德路小学。第一天，父亲领我去学校报到，分班。第二天，我就自己去上学。记得那天放学不知道回家，自己到吉大八舍前的小河沟去玩，那时没开发的自然空地很多，现在全都是钢筋水泥建筑。直到玩饿了，才知道回家。把在家病休的母亲急坏了，出去找我也找不到。

那时一周有六天上学，除周三上午半天4节课外，其它时间都是6节课，上午4节，下午2节。下午放学后，在学习小组（由几个家近的同学组成）写作业，可以互相帮助，很快能写完作业，剩下时间就是玩。哪像现在的孩子负担这么重。二年级后就把钥匙跨到脖子上，啥时想回家就自己回。哪像现在必须父母或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接送。

语文课是先学拼音，课文的第一课学的汉字是“日月水火，山石田土……”。可能是我小时候比较贪玩，父亲担心基础打不好，对我要求比较严，主动检查我的作业，并把学过的生字考一遍。这并不是老师要求的，也不需要家长在作业本上签字。抓和不抓还是不一样，一、二年级期末考试，语文、算术都是100分。三年级后文革开始，学校上课也不太正常了，家长搞运动，也没时间管我们了，期末考试也就90分左右了。

副课有美术、音乐、体育课，有没有政治课忘记了，好像在语文课里还加有大字课，把单页的字帖夹到空页的本子里，在上面描仿字帖写毛笔字。我特别愿意上美术课，平常也愿意在练习本上瞎画。以后可能加了一个常识课，几年级加的记不准了。

学校条件还不错。黑板是绿玻璃的，桌椅都是双人桌、双人椅那种，同桌都是男女生混坐。老师好像都中年以上。记得我们的班主任从来不笑，对学生要求很严，学生都有点怕她。治理学生有办法。有次上午第四节自习课，没老师讲课，学生坐不住，教室里说说笑笑乱哄哄的，一个王姓同学闹得挺欢，他母亲刚刚病逝，老师当学生面问他母亲病逝的事，他一下子哇哇大哭起来，别的同学也不出声了。

在小学时，荣誉感很强，虽然不是班干部，但也积极要求进步。班级第一批入少先队的同学里没有我，有点失落。二年级时入队，好像是在省教育学院礼堂开的全校入队仪式大会，也是统一穿白衬衫，戴红领巾，全体起立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歌声中，那种庄严神圣的感觉油然而生，还真有点激情澎湃。为纪念入队专门到照像馆照个戴红领巾的半身像。直到现在一听到这首歌都能找回这种感觉。

1967年武斗升级，放暑假时，父亲把我和弟弟送到辽宁农村的姥姥和大姨家住了3个多月。因学校开学后，也不怎么上课，学校也不要求，11月才回来。这时学校上课也不规律。

除了上课，我特别愿意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感到新奇好玩。如参加几次国庆游行，要求穿白衬衫，蓝裤子，白球鞋，带上红领巾，长春的十月已经很冷了，把毛衣穿在里边。早晨6点就要到学校集合，然后走到指定的地点，等待排队参加游行，直到中午才能结束。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那时中苏边境吃紧，中央强调备战备荒。我参加一次学校组织夜行军活动，穿上黄色衣裤，背上打好的行李背包，晚上到学校集合，像解放军行军那样，在黑夜里列队行军，有点刺激，可能走到红旗街或宽平大路，天黑看不清，感觉还没走够就转回学校了。

1968年秋，参加学校组织的迎送知青的活动，参加活动的学生晚上9点多到长春火车站站台上，等待从上海来的列车，可能是专车，送上海知青到黑龙江去插队。车在长春站停下，不知有没有到吉林插队的知青下来，要不为什么在长春停车。去黑龙江的知青没下车，在车窗探出头来与我们挥手致意。停了一会儿，是不是有人在站台上讲话，记不清了，在我们热烈的欢呼声中送走专列。

在那个特殊时期，3年级以后语文课学的什么没有印象了，只记得有一课《小车不倒只管推》，讲那个时代基层干部杨水才的故事。

1969年12月，我随父母走五七道路，全家插队落户到吉林省桦甸县八道河子公社李家大队复兴一队。我们住的村是两个生产小队，复兴一队复兴二队，原来的名字叫黄家油坊，后统称复兴屯。

村里有个小学，条件差多了。生产队开大会也在那里。一趟可能是五六间土坯草房，教室之间是用长条木板隔开的。桌椅都是圆木墩上钉上长条木板。我当时是5年级，和3年级用同一个教室，上课是同一个老师，他先给3年级讲，我们自习，然后，3年级自习，给我们讲。我大弟弟是3年级，与我在一个教室上课学习。其他副课囿于条件都没有。学校可能有3个民办老师。1970年夏天，一位老师病了，我母亲还代过一年级的课。

学校门口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土操场，就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两边各竖一个自制的木篮球架，除上课时间，谁都在那里打篮球、踢足球。那是村里唯一的文体娱乐场所

学校有一块自留地，收益为补充学校经费之不足。记得春天种地时需要上肥，就是挖出坑下种后，需要抓一把粪放到种子上，当时老师和同学都以为我一个城市孩子干不了这个脏活，我与他们一样挽上一个装粪的土蓝子，边走边往种坑里洒。当然不是直接的牲畜粪便，而是经过掺土发酵后的农家肥，但也还是有骚臭味。人是最能适应环境的，不到一年，我就与农村孩子融为一体了。

在农村确实学到了不少在城里和书本里学不到的知识。在家里帮父亲干农活，在自留地里种菜、收割，养鸡养鸭，与父亲一道上山打柴，我们村地处半山区，烧柴都是到山里捡倒木，或砍枯木，冬天用牛拉爬犁拉回来，与父亲一起锯木头、用长斧劈木头。那个时代，村里还未通电，家家都是点煤油灯照明，我家里虽然有一个电子管的收音机，也用不上。晚上真是日落而息了。儿时的快乐就是在大自然里尽情玩耍，春天来了，就与小伙伴上山采野菜，夏天到河里游泳，下“捂”子，就是用柳条编的肚大口小的筐放在河流窄处或小溪里两边栏住的流水处，水过鱼虾留，钓鱼、摸鱼，秋天穿蛤蟆（田鸡）；冬天在山坡的雪地里滑爬犁，落日前骑牛，生产队上的所有牛傍晚都要由牛倌赶到河边饮水，小孩子就跟着骑上牛直到饮水回到牛棚，刚开始都由小伙伴找一条老实点的牛，把我扶上去，骑在牛后腿上的部分。晃晃悠悠，特别好玩。眼前的白雪、蓝天、落日、炊烟，永远留在了童年的记忆里。

转眼到1971年，该上中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