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 邛民创造

王文才《夹门关文史随笔》

——《撩开夹门关的面纱》修改稿

第一篇 古铜色皮肤

第一章 大禹之后

第三节  邛民创造

这群来自北方的甘青高原的氐羌人，与世居的土著在九顶山相遇，没有拥抱或互赠的见面礼。对于邛人来说，漫长的恶梦从此开始。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为了生存的空间，闯入者与守土者进行了一场又一场殊死的搏斗。剽悍的氐羌人具有明显的优势，他们从九顶山狂奔而下，很快占领了古临邛北部的山地；往南行，占领了布濮水上游的河谷地带，即今火井沟一带；进而沿布濮水下行，翻越金鸡崖、寨沟顶、鱼崖关隘口进入白沫江流域。邛人节节败退，四散逃离。

由西北向南迁徙的邛人，后来分为两支。一支在成都平原，成为蜀人的一部分；一支继续向南迁徙，最终成为南夷的一部分，并在西昌建都，称邛都。笮则向更南迁徙，至攀枝花。因邛笮人迁徙到了雅安、西昌以下，所以西南夷、南夷、蜀人自古就有很深的渊源。

一部分邛人裹和着一部分氐羌人继续迁徙，在芦山、宝兴、雅安一带，与原住民融合为青衣羌；有的进入今天全县的地界，被称为徙；有的进入今荥经县的大山后定居下来，成为笮或旄牛。一部分人被迫离开世居之地迁往他乡，一部分人与氐羌人融合。最终邛人与氐羌人互相接纳并同化，遂渐衍变为强大的部族。随着人口的繁衍、部族的增多，邛人部族形成愈益分明的支系，如夷、羌、胡、赀虏（古时对匈奴的蔑称）、白兰、蚌峒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夹门关的人口不断密集起来。人们开始毁林开荒、变沼泽为良田、改烂泡田为旱田旱地，清江和白沫江逐渐变宽，两岸的旱地面积逐渐扩大，住家房舍越来越多，形成街巷，成为军镇、集镇、市镇。《直隶邛州志·民国志》第一卷第57页写道：“临邛夹门镇”“关在山边，出水其间……市肆列两岸，中流白木江，货船不少。水面宽二十余丈，两岸市口约二里长……”

公元前316年，先秦攻蜀，蜀国开明政权败亡。公元前311年，筑临邛城，再后设县治并迁入较多中原移民，其邛人部族的属性日渐淡化，最终汉化。但，汉武帝时期，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时，尚有居住在布濮河谷以及周边山地的邛人中的苞蒲氏族，以及白沫江河谷周边山地居住的邛人中的白马氏族。今夹关辖地王店即龙安，原就有白马寺，又称白马太子庙，供奉夷酋大太子。据说是守土死难者，若干年后物化为邛人后裔的崇祀对象。该庙现仅存遗址。

明末清初的三十多年间，四川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造成四川人口锐减。《四川通志》这样说道：“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九万余人。鉴于此，康熙下旨，鼓励向四川大规模移民，清政府还为此颁布了一系列移民优惠政策。于是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等省的移民，浩浩荡荡地往四川涌来。长达数十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由此拉开序幕。

我国历史上共有八次大迁徙：即清朝“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大迁徙；西晋永嘉年间 “永嘉丧乱”时期的大迁徙；唐代“安史之乱”时期的大迁徙；北宋“靖康之乱”时期的大迁徙；公元1161年金撕毁与宋的合约造成的“金完颜亮”时期的大迁徙；忽必烈登上汉位后，1273年“蒙古兵南侵”时期的大迁徙；公元1923－1930年间“走西口、闯关东”时期的大迁徙；“东南沿海下南洋”时期的大迁徙后，夹门关成为邛、笮、徒、氐、羌民族的杂居之地。如今，夹门关人及周边的姓氏家族谱上，或在百年以上的坟园碑序中，也都写着祖籍是：“湖广黃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其实，这些夹门关的“始祖”到底是来自“江西”，还是来自“湖广”，或是其他什么地方？ 没有人说得清楚，更没有办法考究。只知道这些“始祖”来四川时的最后出发地，是“湖广黃州府麻城县孝感乡……”，那么“始祖”就来自“湖广黃州府麻城县孝感乡……”了。

在迁徙过程中，精力旺盛、体力充沛的继续往前犍为、西昌、云南、贵州……方向走，筋疲力竭的游民便沿途留下来。一拨又一拨的游民走过去，一拨又一拨的游民在夹门关留了下来。夹门关便成为邛、徙、笮、僰、羌……的氏族部落，多民族聚居的地方。

佛、道、儒进入，夹门关被道家称为洞天福地，便有了“洞上”这个称谓：《直隶邛州志·民国志》第四卷第269页载： “夹门关观音岩，旧名洞上……”至今，冯坝村、清水村、凤乐村、凤凰村人，还自称家住洞口上。

《史记》卷一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白话史记》下册第1003页—1006页记载，在5000年前，就有先民在夹门关生息。那时，邛、笮、徒、氐、羌民族诸侯国业已形成。夹门关在夏朝属梁州之域，商周领于澭州，秦时属严道。西汉撒外夷数十县立七群，在夹门关设严道县，一个都尉俯管十几县。《直隶邛州志·民国志》第一卷第90页载：“天台山亦古蒙山，《寰宇记》所谓北连罗绳，南接严道，是也。”这里的“严道”是指古夹门关设的“严道县”，不是百度上能搜到的：“严道，古县名，现在的荥经县。位于四川盆地西缘，雅安市中部，是古代南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因为荥经县的严道，在天台山的西边；在天台山南边的严道，唯独只有是夹门关的严道。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据，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嵩、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嵩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娏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史记·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载，当时夜郎﹑滇﹑邛都﹑嶲﹑昆明﹑徒﹑笮都、白马等地域是在“巴蜀西南徼外”﹐被称之为西南夷。“徙、筰都”，即指夹门关一带地区。

公元前135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八月，闽越王郢举兵从冶南(今闽南)进犯南越边邑，南越上书向汉廷告急。汉武帝即命大行王恢出豫章(今南昌)、大农韩安国出会稽(今苏州)征讨闽越。闽越王得知汉军临境，即派兵扼险抗汉。郢弟余善，深恐抗汉即会招来亡国之祸，遂与宗族合谋杀郢，将其首级送给王恢请求免战。武帝即命王恢、韩安国退兵，封未参与郢谋反的无诸之孙繇君丑为越繇王。余善此时在闽越国威望很高，“国民多属”，便擅自称王，汉廷因不愿再兴兵，封余善为东越王。

西南夷又经党反叛，巴蜀四群即健为郡（夜郎国）、祥柯郡（六盘江）、越崔郡（邛都西昌）、沈犁郡（邛笮筰国）道路不通，运粮草不便，原来的道路失修驻军生活特别困难，因此汉武帝决心开辟一条通往西南夷的兵车道，于是任命蜀群人司马相如为郎中将，王然为副将征西南夷。

在夹门关居住人口最多的民族叫“笮”，“笮”亦作“筰”，史称邛筰或邛笮，是汉时西南夷邛都﹑笮都两名的并称。“邛”字最早的记载，可追溯到甲骨文。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辞中，有这样几段文字：“王飨。贞：不唯口。贞：邛出”；“贞：邛弗灾”；“伐邛方，帝受我又”；“邛方亦牧我西啚田。”；“登人，乎往伐邛方。”等等。说明在商代，邛方是西南较为强大的一个方国。“邛”字甲骨文由“工”和“口”构成。“工”是竹绳条状，立起后成为意指中间一绳桥，两边竖桥墩的“H”字。可见邛人最早的文化标志是竹条。而邛系复词，由邛人和笮人组成。邛是笮的代称，都是指那些善用竹子或藤条造桥的人。

公元前128年，司马相如为郎中将，王然为副将带领夹门关人民，在双土地用竹征拧成十余条大索，浸上桐油防腐，再铺上木板，拉上竹索作扶栏，能载500公斤人马，跨越白沫江的竹索桥。这桥体现了“邛”这个民族的特征、特点与特色，被世人称作“西川第一桥”。“邛”这个民族最大的建筑特色是，用竹篾拧成竹索，建成笮桥，即竹索桥。

由于竹索桥摆动太大，大部份负重之马不愿走竹索桥，故又在“西川第一桥”下300米处，修一条三洞踏水石平桥。后来又在石平桥下修建了桥墩子，河水的主流从石桥下通过。河滩浅水部，铺上大石板，便于行人通行，牛马就从河中的大石板上和桥墩子上通行。这样，原始的竹索桥、踏水桥、墩子就留存下来。后来竹索桥被人换修成铁索桥。再后来即1936年2月，红军北上抗日，为阻挡国民党范绍曾追兵而炸毁。

邛人最早不仅繁衍生活于岷江河谷，而且远在陕西北部及河套四周。在寻找更有利于农业生产条件的南迁过程中选中了邛崃。在邛崃发展了蜀文化中的三大文化：即竹条文化、竹林文化和巢居文化。著名史学家、上古史专家蒙文通先生更进一步认为：邛崃河谷是蜀文化的发源地。”什么是“邛崃河谷”？其实就是南路天台山—夹关—平乐—下坝—葫芦湾（藉水--白沫江）与西路镇西山—高何—火井—油榨—马湖—葫芦湾（火井江--布濮江）汇合成文井江,文井江与西北方向的西岭雪山—天宫庙—茶园—西河（䣢江—䢺江）汇合成南河，这三大河谷构成邛崃河谷，发源了蜀文化中的三大文化。

蜀文化是巴蜀文化中的一部分，巴蜀文化包括巴文化与蜀文化。今天的重庆市和四川省古称巴蜀，所谓“巴”，即大致指今盆地东部（即川东地区）；所谓“蜀”，即大致指盆地西部和中部地区以及整个盆地连同周边地区。巴山与蜀水两个不同文脉所孕育出来的两座城和两种人竟有几乎全然不同的文化品格：受蜀文化渲染的成都人崇文却不尚勇，受巴文化渲染的重庆人，性格却胆大、心直、外向、多些叛逆的江湖气而少些规矩和儒雅，与成都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者之间的血缘细节却仅仅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