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节说到，杨绛与钱钟书订婚后，二人分居北京上海，为前程提升自己。一九三五年，钱钟书已完成两年的国内服务期，于是准备参加出国留学的考试。
负笈英法
一九三零年九月时，中英政府协定，英方归还中方庚子赔款，设立专门董事会管理款项，兴办铁路等生产建设事业，并以借款所得利息兴办教育文化事业，以举办留英公费生考试，资助国内优秀人才到英国学习为主要内容。
这一考试先后举行了八次，钱钟书参加的是第三次，他在两百多名考生中总成绩最高，达到87.95分。同时，他也希望自己的未婚妻可以一同出国。
杨绛则想着，钱钟书出自读书世家，日常生活不善自理，假使一同出国也好有个照应。但那时杨绛即将在清华研究院毕业，除外语部外的各部都选送优秀学生公费留学，唯有外语部必须自费出国。
于是两人便打算不等毕业，先行完婚再一同出国。便与老师商议，把最后的考试用论文替代，这才来得及提前赶回家里准备婚事。
而路上匆忙，来不及写信通知家里，只得马上收拾行李准备出发。等到达苏州时已经是下午，父亲杨荫杭却好像早就知道一般，欣喜道，这不是来了！
原来早在午睡时，他便觉着心血来潮，好像杨绛已经到家了，于是爬起来问夫人，阿季呢？她不是回来了么？
夫人回答道，这时候怎么会回来？
可没等多一会，就看见杨绛提着行李钻了进来。这想必就是父女间心心相印了吧，与杨绛心心相印的，还有钱钟书这位大才子，秀外慧中的杨绛与才高八斗的钱钟书，二人相濡以沫六十余载，着实令人感叹。
正如胡清河所说，钱钟书杨绛伉俪，可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钟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锋刃。
也正是由于亲人间独特而神秘的联系，杨绛在出发时经过苏州，忽然泪如雨下，或许是某种先兆，她能感觉到父母的思念，却从此再没见过慈祥的母亲，和一生坎坷的三姑母。
二人抵达英国后，便如饥似渴的吸纳知识，牛津大学拥有世界一流的图书馆，名为博德利图书馆，这里藏书远超国内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二人在这里如鱼得水，除了听课之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泡在读书上。
图书馆临窗有一行单人书桌，二人便占了一个固定位置，反正在这里读书的人也不多，书架上的书可以自取，读不完的书可以留在桌上，十分幽静自在。
在牛津期间，钱钟书还迷上了牛奶红茶，四人喝茶用五勺茶叶，三人则用四勺，茶总够浓。后来国内买不到印度出产的立普登红茶，杨绛只好用三种上好茶叶掺在一起作为替代。
后来二人换租了一套带有家具的房间，伙食自理。在他们搬进新家的第一个早上，钱钟书大显身手，他趁杨绛还没醒，一个人做好早餐，用一个小桌摆着早餐直端到床前，居然做的很好！
闲暇时间他们便一起研究做饭，由于他们都不精厨艺，每一餐都像是赌博和冒险，一次杨绛自信的处理活虾，刚剪了一刀，活虾在她手里抽搐，她急的连忙扔下剪子和虾逃出厨房，又走回来。
钱钟书问她怎么了，她答道，虾，我一剪，痛的抽抽了，以后咱们不吃了吧？
钱钟书想了想，和她说道，虾不会像你这样痛，还是要吃的，以后可以由我来剪。
危机召唤
次年，杨绛怀孕了，并产下一女，名为钱媛。在牛津产院时，还经常和父母通信，后来就没了家里的消息，从报纸上得知，家乡已经被日军占领，一家人从苏州逃难避居上海，
而等杨绛钱钟书夫妇迁居法国后，信里却少了一个声音，后来才知道，母亲已于去年十一月逃难间去世。那时候她想，自己才做了半年的妈妈，就失去了自己的妈妈。悲苦的不知怎么是好，只能哭。
也正是从那时起，她深切的感受到自己的处境就像是一座孤岛，她和钱钟书的小家和大家的联系越来越弱。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阴云密布，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在践踏祖国的河山。
国难当头，祖国在召唤，他们抛弃一切准备回国。也如许多侨居国外的华人一样，十分关心时事，《救国时报》的一篇社论《我们的主张》十分激动人心，上面写道：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立即实行全国军事上的总动员。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要实行全民族统一战线。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立即实行民主自由。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立即武装民众。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就必须全国人民一致奋起为抗战军队与政府之后盾。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立即肃清一切日寇奸细。
于是，一九三八年的八月间，他们回来了。
钱钟书早有约定，要回清华教书。于是在船上杨绛就已经把他的书本笔记和衣物单独分开，等阿多士二号邮船抵达香港，钱钟书便只身上岸，然后乘海船到安南海防，再经河口辗转到设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
对于钱钟书的只身远去，杨绛很不放心。幼小的钱媛也是如此，她看着爸爸的渡船离开大船，越来越远，她只是发呆，还不懂。
在回国的路上，杨绛带着女儿继续北上，她要到上海探望父亲。当时钱家和杨家都属于逃难避居，到处都很逼仄。有时她带着女儿挤在钱家，有时回到自己的爸爸家。
那时大姐姐小妹妹也已经回到了旧时的装束，早先在逃难的时候，为了避免被抓做花姑娘，只能把头发剃光装作假小子。
这时上海已经沦为孤岛，八一三抗战结束，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日本侵略者进驻上海。沦陷后，日寇在其所占领的南市、闸北、浦东等地四处设卡，沿苏州河各桥口也是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许多地段都被日军辟为军事警戒区。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因英美法等国是中立国而未被日军占领，但是出于日军的四面包围中，故有孤岛之称。
孤岛岁月
杨绛的娘家婆家都在法租界内，好在两家相距不远，就算在婆家居住，每天也要去父亲那里去转一下。对此杨荫杭反而很高兴，感觉现在反而挤到一处了，和子女的距离更近了些。
而后，振华女校的校长王季玉找上门来，和杨绛商量在租界内开办振华女校上海分校的事宜，任命杨绛为校长。自此振华女校上海分校的校长杨绛，和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教授钱钟书，只好通过鱼雁传递信息，互诉思念之情。
直到一九三九年初，钱钟书返家探亲。这时钱家挤得满满的，于是杨绛的爸爸叫大姐姐和小妹妹睡在他屋里，给杨绛钱钟书夫妇腾地方。可有一天钱父应好友恳请，要他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当英文系主任，一边伺候父亲一边教书，公私兼顾。
可当时钱钟书在西南联合大学工作未满一年，怎么说也不该换工作，杨绛自然也是这样想，并不愿意他丢了清华的工作。但迫于其他家人的期盼，最后也不得不答应了。
直到一九四一年夏天，这次钱钟书回上海，只准备度个暑假，他已获悉清华决议聘他回校，消息也是吴宓传的，所以他便辞去了蓝田的职务，准备再回西南联大。可清华方面却一直没有消息，可能是之前得罪了什么人。一直等到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偷袭珍珠港，上海全部沦陷，这回想出也出不去了，只好和夫人厮守在一起。
杨绛回忆，自从回到上海，最艰苦的日子是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日胜利之前。那段时间米无好米，柴无好柴。吃不饱，住不暖，钱钟书在上海也没有个可以维持生活的职业，只在孤岛期间出版了一部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
但在杨绛心里，能自给自足就是胜利，钱钟书虽然遭厄运捉弄，却觉着一家人同甘共苦，远胜于别离。
于是他发愿说，从今往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