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的玻璃推拉门，卧室的窗户，阁楼的天窗，门庭的穿衣镜，洗脸盆上方的镜子，有玻璃的地方，我贴上了团花剪纸。
上次爸爸妈妈来小住的时候，大大小小行李里藏着团花剪纸。妈妈在明知我们年年春节回国无望的时候，盘桓在年前热闹的小商品市场，精挑细选了各样剪纸。福字自然少不了的，憨态的狮子狗，报晓的雄鸡，还有虎虎生威的小老虎，应有尽有。
“年年有余”， “平安是福”，翘着胡须的鲤鱼，拱着中央金灿灿的聚宝盆，梅兰竹菊，组成和谐对称的图案，胖乎乎的“福‘字，或居中，或倒置，毋庸置疑成为画面的主角，承载吉祥富贵，幸福平安的美好寓意虽然落脚在直径二十厘米的圆形透明塑料纸上，但是字句还是四十年前记忆的原汁原味。
其实我是犹豫的，说是剪纸吧，它们稍显大了些，影印技术精巧，丝毫没有手工痕迹；说是年画吧，幅面又小了点，更何况公鸡蓬松的羽毛，莲花圆润的花瓣刻画得栩栩如生，任谁都不能否认是民间剪纸的技法，可是穿着肚兜，梳着抓髻，白胖手臂抱着硕大鲤鱼的童子，莫不是当年年画最最吸引人的主题，。
剪纸，年画，儿时春节不可或缺的部分，激起心中的涟漪，在眼前一圈圈荡开，一直把我带回快乐的童年。
五岁前生活的小村镇，临近年关，男人的舞台从田间地头撤回到自家的院子，他们开始卸下一年里土里刨食的小心翼翼，和低眉顺眼乞求风雨顺当的卑顺，有着秋天里还算不错的收成做底气，加上两碗烧酒下肚，相好的朋友邻里酒后几句恭维的话语，话里话外透出一丝豪气。
掐指算来，腊月二十六，杀猪宰羊，男人们的主宰在这一天到了顶峰。满院子是帮忙的人，烧开水的，搬小桌的，四人一起把惨叫的猪放在小桌上，硕大的猪头悬在桌子边缘，旁边的屠夫一袋烟刚好抽完，磕磕烟锅，抖落披在肩上的羊皮袄，拿起屠刀，刺向猪的脖子，带着热气的猪血汩汩流出，溅落在雪白的雪上，红得分外刺眼，有人忙不迭支上小盆，为的是晚上新鲜的毛血旺。院子的另一个角落里，几个略微胆小的在对付一只羊，也是在小桌上，羊已经断气，一个人挽起袖子，拳起的手，在毛皮和肉之间霍啦啦上下来回，羊皮利脱脱分离出来，前几日毛绒绒，活蹦乱跳的羊，不一会就像被剥光了衣服，赤裸裸地侧身卧着，与其说是死了，不如说羞愧难当，把脸埋了起来。
晌午后的太阳已经可以照到窑洞里的窗台上，窗台上一溜玻璃被姥姥擦得干干净净，胆小的我是跪在窑洞里的炕上，从手指缝里看完院子里的惊心动魄的一幕的。
女人的出现被认为是碍手碍脚，往往会招致男人的厌烦，更助长他们嚣张的气焰。往日和男人并肩田间忙碌的女人知趣地退到屋里，除了听到大声吆喝张望几眼，她们聚集在炕头，为迎接除夕的到来，作最后的准备。屋舍打扫，缝补拆洗，早已停当，大人小孩的新衣，准备妥当，年前年后的食物，多数备齐，此时唯一能安慰她们的是剪窗花，灵巧的小活既可以掩盖担心准备不周的无端的操心，又不需担心别人笑话无所事事引发的内疚。
姥姥是剪纸的好手，她有一把银色的剪刀，银亮的半圆形把手，俏皮得像俊俏媳妇手臂上清脆的银镯子。它仿佛是专门为姥姥的双手准备的，姥姥的双手碰到剪刀的一刻，就像是一条鱼儿，滑溜溜滑进两只半圆形把手，之后，剪刀就像长在了姥姥手上，任凭双手上下左右，始终不离不弃。剪刀像银色的蝴蝶，随着姥姥的手上下翻飞，发出有节奏清脆的声音，还没等我仔细看清楚，一只报喜的喜鹊就站立在梅花树的枝头，欲飞的翅膀带来缕缕梅香，眼珠顾盼生风，好像在滴溜溜转动。或者是一只大公鸡正喔喔啼鸣，殷红的鸡冠和颈上羽毛精神抖擞，涂满早晨的霞光。成对的鸳鸯，欢快戏水，泛起涟漪，头顶是盛开的硕大莲花；游水的鲤鱼，环成一个圈，把美丽的并蒂莲围在中央，四周点缀着饱满的莲蓬，姥姥不识字，但是“金玉满堂”的字样却活灵活现剪在一角。
我是姥姥的好帮手，姥姥剪纸时，我安静坐在她的身边，眼睛盯着翻飞的剪刀，看到喜鹊嘴巴剪出，我便学“喳喳”叫，看到大红公鸡，我就学“喔喔”叫，细碎的红纸屑，像散落的花瓣，不时从剪刀的缝隙里飘下来，撒落在姥姥盘坐的腿上，我轻轻抹去它们，抬头看看鸟儿，低头看看碎屑，不知是花瓣里飞出了鸟儿，还是鸟儿惊落了花瓣。
姥姥煎好的剪纸，都必须由我仔细夹在书里，小心压一块卵石，待到天明，原本的折痕就会一扫而光，我在炕上蹦着跳着，看着姥姥把剪纸贴在新糊的白色毛纸上。太阳透过它们，把鸟儿，花儿的模糊轮廓，连同窗棂格子的影子投在窑洞的墙上。
过年，于我，穿新衣，放鞭炮，吃饺子，品火锅，这些最后出场的压轴戏，远远比不过小年，腊月二十三带给我的兴奋。
打扫屋子，粘贴年画是腊月二十三县城里雷打不动的风俗。爸爸妈妈一大早起床，声音里带着焦急催促孩子起床，那一天的活儿几乎被紧凑地安排妥当，不容有半点懈怠和马虎。
腊月里，大人们紧锣密鼓准备食物，采买食材的时候，不忘记从隔壁的供销社精心挑选几幅中意的年画。那些印刷得红红绿绿的年画，被几根绳子悬挂在店里四周的墙壁上，多余的甚至垂挂在店里顶棚上。进的店里的人们，手里提满了食物，采买的劳累丝毫没有减弱她们逗留的时间。担当此项任务的多是家里的妈妈们，她们仰起头，不惜转动酸痛的脖子，品评画面的品相，回忆去年年画的图案，思忖今年是否需要换一下风格，她们会请求同行的人给予意见，她们还会掷地有声说出自己的见解。那些悬挂的年画，只有默默被品评的份，不时有人推开笨重的木门，掀起厚重的面部门帘，带进来的风掀动年画的一角，让它们在苛责中有所放松。
女人们终于选中了自己中意的年画，付了钱，离开店里时，每人手里多了一个纸卷，细心的售货员麻利地把年画卷在过期的报纸中，保证张贴年画前不会有任何折痕。她们说说笑笑离开店里，为她们的选择满意，甚至得意，确信她们挑到了最好的年画。那些年画已经印在她们的脑中，每逢有人询问，她们断不了绘声绘色描绘颜色，画里的人物，植物，甚至童子佩戴的手镯。
妈妈购买的年画被卷在报纸里，仔细地放在大立柜的顶上，那是放置年画最合适的地方。妈妈会不厌其烦地在饭桌上描绘年画里的娃娃，但是年画仍然像是一位神秘的蒙着面纱的女郎，不到腊月二十三，我是见不到它们的真面目的。我记得吃饭坐在小板凳上，抬眼看到那个纸卷时，心里默默数着还有几天到腊月二十三。
屋角的蛛网被掸去，墙壁上的灰尘被清除，一切好像准备好了，单等最后一幕到来。这时是我最高兴的时候，一来繁重的劳动已经结束，二来粘贴年画往往是一家笑声最多的时候。
爸爸从柜顶取下纸卷，妈妈展开年画，铺在桌上，小心递给炕上的我和弟弟。我和弟弟一人持一角，把年画轻轻放在墙上，爸爸像一个指挥官一样，站立地上，一会说左边高了，一会说右边低了，我和弟弟心里怯怯的，稍微的移动立刻引发了再次的高低错位，爸爸还不时笑话连连，惹得我们想笑又担心马虎弄坏年画。待到位置定了，妈妈端了一锅用面粉熬制的浆糊，在画的四个角点几下，拿起扫炕笤帚，上下几把，年画服服帖帖贴在墙上，这时候，我们一股脑滚倒在炕上，才有时间第一次仔细欣赏年画，可爱的抓髻娃娃，抱着大红鲤鱼，浪里掀起一盆大大的金元宝，红鲤鱼，红肚兜，绿荷叶，粉莲花，每一种颜色都是那么亲切，朴实，又那么得体，没有一丝俗艳和做作。
擦去灰尘的电灯分外明亮，崭新的年画张贴在墙上，小孩不懂的“余”和“鱼”，没见过的金与玉，不解的莲与藕，所有这些都一股脑被默默记在心里。每天晚上，年画里的光影在睡眼模糊中淡去，进入梦中，每天一早，醒来的第一眼就看到娃娃笑着打招呼，心里美美的。
除了年画，我最喜欢看贴在独门独院大门上的门神。两扇木制的罗门，布满风雨侵蚀的刻痕，门轴在圆形的石臼凹孔里转动，发出意味深长的“吱扭”声，这样的大门是最值得配上一左一右两幅门神。我曾经是痴迷地看过门神，秦琼和尉迟恭，他俩有时被塑造成手执钢鞭，长剑的威猛武士，让小孩的我坚信他们一定能阻挡进入院子的妖魔鬼怪；有时他们是身着朝服，如意笏板在手的朝臣，大人会告诉我他们保佑一家加官进禄、招财进宝；有时他们一个黑脸如凶神恶煞，一个粉脸忠良宽厚，大人们又会解读为千万别以貌取人，他们一样保护着一家人免受灾难。
门神和年画不同，不是印刷在精细的纸张上，因长久在外，忍耐风吹雨淋日晒，粗笨的纸张，粗犷的线条，粗重的颜色，所有这些不但没有使门神逊色，反倒更增添了几分威武和英气，凸显了张贴门神本来的用意。
后来，家搬到了省城，人住进了楼房。春联用上好的撒有金点的红纸，贵气是有了，却缺少了那股透着期盼美好的朴实劲，那种发自心底甚至有点“愚”的近乎迷信的憨厚，红的细纱灯笼代替了旺火，冻得红通通得两脸不再会被烤得暖烘烘的，塑料的剪纸简洁大方，再也不用担心玻璃上的呵气弄皱红纸，弄污玻璃，年画里美好的愿望不再如从前般热切，它们似乎在寻找更好的载体，但总觉得欠缺了什么，是那些红红绿绿的退隐吗？是那些谐音的字画的消失吗？
不开灯的厨房，借着客厅的光，窗上的团花剪纸散发出暗哑的魅力，它们激起我对年画，剪纸，远去的最最传统的中国年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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