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代：周朝
货币发展：贝壳货币（百朋） -- 齐刀 -- 蚁鼻钱
概述：
真正的盛世，必然也是文化极盛的时期。中国传承数千年的“六书”全部出自西周，此后，历朝历代只能在西周的残迹里寻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思索。与后世丰富多彩的金融货币现象相比，西周的金融表现形式确实非常简单，但最适宜诠释金融的本质：诚信。
毋庸置疑，孔子是整个周文明的集大成者。这位后世的“万世师表”为我们完整阐释了那个时代的财富精神：获取财富的途径必须是道德，义利并重才是财富的结晶，更是金融乃至任何一个时代经济秩序的根基。
道德价值当然高于物质利益，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道德价值，眼中只剩金钱，那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丛林社会，所有的掠夺都会没有底线。这个时候，没有人能摆脱利益的诱惑，因为整个社会除了钱，已经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有价值了。
“王德”为一个社会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如果每一个人都从心底信服“王德”，那么，就不会有人想去打破这个规则，每一个人的生存也就有了最后的底线。
天下既为人人所共有，天下之利权亦当为人人所共有。分封诸侯，血亲是一种自然的标准，是人类懵懂时最直接的标准，也是当时最公平的标志。秉承这种最为原始的公平，不但周王室的天下分封给了诸侯，诸侯的天下也分封给了宗族。这是一种维系人性与理性的统治模式，即使在周王室衰微后，任何背叛王室的行为也都被认为人神共愤。
当然，这种方式有着致命的弱点：王室一旦孱弱，必然会有诸侯挑战王室权威，周史已经明确证明了这一点。
朝代：秦
货币：文信钱 -- 布币 -- 秦半两
概述：
有钱的秦朝，只有秦始皇才有幸福：荼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统一六国后，嬴政只活了十年（公元前220～前210年），十年五次出巡，平均每次出巡时间为一年。高兴的时候，就赏赐沿途百姓一点“布币”；不高兴的时候，就杀人全家。巡幸到赵国故都邯郸的时候，嬴政将幼年时代难为过他的人全部坑杀。每次出巡，嬴政必立石刻昭彰自己的功绩，现所有石刻均已被毁，唯有三十二篇文本存于《史记》，无一不昭示这个独夫民贼妄图唯我独尊。
嬴政缔造的秦朝，最幸福的是嬴政，其次是他手底下那帮封建官僚；皇帝最光彩，大官有大光彩，小官有小光彩；国人，不光彩。
嬴政的光彩又是怎么得来的呢？
答：只求有利，不求有德。
结果：广大秦朝人民都成了“理性人”。从商鞅开始，秦人就彻底抛弃了“王德”，凡事只要能获得利益，就算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去做。
前人成功的路径，人们往往会模仿；同样，成功者的心态人们也会模仿，毕竟成功是每个人都期望的事情。最成功的人，是嬴政；秦朝人无论多么恨嬴政，他们始终对嬴政的这种生活有着些许艳羡：嬴政唯我独尊，于是，每一个秦人也都这么希望。
此时，秦帝国也就去日无多，因为，秦帝国中已经没有优秀的人，更没有优秀的人能挽救秦帝国衰亡的命运。
从嬴政灭六国算起，统一的秦朝只存在了十四年，嬴政所有子孙均被灭族。
朝代：汉
货币：荚钱 -- 八铢 -- 五分 -- 四铢 -- 三铢 、皮币、白金币-- 五铢钱
概述：
刘邦消灭了强势的异姓王，同时分封了弱势的同姓王，实现了帝国管理制度创新。在吕雉和同姓王的竞争中，双方都信奉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耕经济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放开经济管制，一批冶炼、商业、运输、畜牧、渔业等新兴行业崛起，帝国经济前景充满活力。
此时的汉帝国既有产业创新，又有制度创新，无论国家还是普通民众，焉能不富？
“文景之治”时期，汉帝国的工商业迅速发展。正是凭借从商税中获得的实力，汉景帝攫夺了同姓王的权力，彻底消灭了其对皇权的威胁。
汉武大帝迅速花光了四代君王的积蓄，便想通过铸币聚敛天下财富，超级通胀使得敛财手段失效，于是把手直接伸向了所有产业。管理天下产业需要一批人，一旦官商成为一种势力，帝国政府就会凭借几何级数式扩张的实力不断蚕食社会财富、挤压小农的生存空间。
然后，失去了正常发财手段的帝国精英成为豪强，也挤压掉了小农身上残存的最后一口气息。无论汉武大帝多么贪心，也无论他多么有权势，在某一个时点上社会财富的总量必然是有限的，必须留出让全社会人继续生存的财富，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必要劳动时间”：社会最底层必须能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
然而，参与掠夺的绝非汉武大帝一个人，封建官商不但不靠生产就能获得财富，而且还占有了帝国绝大部分财富，此后所有赚钱的途径都必须依附于这个强势集团。强势分利集团完全不遵守财富规则，最终，掠夺超出了帝国居民承受的极限，人们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工作、没有能力组建家庭，最终成为流民。
整个循环的逻辑是：帝国抢占富人产业→富人把小农从土地上挤走→封建官商又从土地上挤出了富人→富人中的强者成为黑势力→小农成为流民……
格雷欣法则：如果良币和劣币同时流通，良币会逐步减少，市面上流通的将都是劣币。
皇帝与诸侯之间是一种“压力双向传导机制”，如果皇帝政令对封国不利，诸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驳回命令，压力传导到最末端的小农就会逐步衰减。封建官僚是一种“压力单向传导机制”，压力只能逐级向下传导，封建官僚不但不会分散压力，而且会为了自身利益扩大这种压力。这样，压力传导到最后的小农便会呈几何级数扩张。无论是诸侯还是帝王，说到底对国家财富都是具有所有权的，一家一姓的地盘，民不聊生对他们也没有好处。封建官僚却完全不同，只要达到目的，管你大浪滔天，反正又不是我的天下。
朝代：汉-新莽
货币：五铢钱 -- 大泉、小泉 -- 宝货制 -- 货布、货泉
概述：
皇权一旦使所有社会资源都匍匐在自己脚下，封建官僚就会在瞬间吸干帝国的经济血液，无论皇帝、黑势力还是黎民百姓，都没有力量遏制这头怪兽。武、昭、宣三朝，皇权同样以各种残酷的手段镇压官僚集团，但是，皇权始终只能依靠一批官僚去镇压另一批官僚。汉宣帝错误地执行了通货紧缩政策，为官家豪强兼并土地提供了一把货币铸造的利刃。最终，皇权丧失了与官家豪强博弈的能力，元、成、哀、平四朝，封建官僚像病毒一样吞噬了帝国整个机体。正是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王莽才终其一生锐意改革，晚年更是“常御灯火至明”。他试图以货币改革掠夺豪强财富，以皇权作为强大的后盾再次将帝国扳回“耕者有其田”的轨道。只是，王莽不能也不可能化解官僚利益与“天下大同”理想之间的矛盾，他所有的努力都无法挽狂澜之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西汉帝国缔造了一个“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体系，这个社会体系成功地取代了西周以来的“封君—封臣”体系。与“封君—封臣”体系一样，这个统治框架也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皇权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统治整个帝国，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他们会借助手中的权力疯狂掠夺帝国财富。皇权根本就无法彻底遏制这种掠夺，毕竟联系皇权和封建官僚的纽带恰恰就是掠夺财富的权力。最终，封建官僚对财富的掠夺将成为帝国难以治愈的沉疴。
西汉帝国完整演绎了上述流程，流程的开始是“均田制”，流程的结束是普通人变成流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汉历代帝王甚至使用了迁徙、杀戮等极端的方式打击封建官僚，然而，所有的措施最终又都为封建官僚所利用，成为他们抢劫财富的利器。这是一个加诸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封印，无论多么伟大的王朝都在这个封印之下灰飞烟灭！
朝代：东汉
货币：五铢钱 -- 铅券 -- 无字小钱
概述：
摆脱了封建官僚的羁绊，人们对金钱的渴望再次迸发，社会生产力的发达程度更甚于西汉鼎盛时期，社会财富也再次呈几何级增长。“文景之治”的基础是“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小农经济”。“光武中兴”虽然缔造了华夏第一代创新产业——陶瓷业、造船业，但是，这些创新的社会组织的基础是坞堡，坞堡依靠宗族纽带而存在，只不过是“小农经济”的2.0版。
直白地说，在封建社会，能够生存下去就是绝大多数中国小农的理想。
所以，为了获取生存资源，为了能够抵抗未来的风险，小农会对土地无限度投入劳动，直到土地的边际产量为零！这样的社会组织结构基础缺少契约精神，人们也不可能去冒太多风险，当然无论产业创新、管理创新还是组织创新就都变得步履维艰。只要家庭是抵抗风险的最终社会单位，那么，绝大多数人对财富的渴望就都会达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劳动就会丝毫不知疲倦，甚至以损害自身健康乃至生命为代价。
所以，小农家庭衡量剥削残酷与否的标准根本不是被拿走多少，而是还剩余多少。
东汉坞堡竞争的残酷程度远胜于单一小农家庭，毫无节制的私有经济竞争同样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东汉中期，一小撮富比王侯的大坞堡主、大批无依无靠的部曲同时出现在帝国的版图之上。更加严重的是，面对强势坞堡，帝国朝廷政令不能行，朝廷的统治能力已经被弱化甚至被完全忽略不计了。
恰恰在这个时候，西羌继匈奴之后成为汉帝国又一个心腹大患。面对西羌的劫掠，弱势朝廷根本无法集中资源保护黎民百姓乃至整个帝国，一盘散沙的坞堡军队也无力抗衡倏忽而来的马上民族。在对抗异族的战争中，东汉帝国一败涂地。
并非坞堡不努力，而是坞堡必须保证自己的部曲不被齐颈深的水淹没，所以，每次战争都不会毕其功于一役。在西羌常年累月的劫掠中，东汉帝国消耗掉了二百四十亿枚铜钱，损失一点不亚于汉武帝刘彻征伐匈奴时。更恶劣的结果是，不但未能消灭西羌，坞堡还借机掌控了军事力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军阀。
从汉灵帝开始，朝廷中枢再次铸造四出五铢应对日益浩繁的军事开支和地震救灾。四出五铢属于足值货币，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巨量财富，无奈之下，汉灵帝开始卖官搂钱，不仅为自己留下了千古骂名，也让军阀统治权变得名正言顺。
董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控制朝廷中枢的军阀，国家由此变为土匪。土匪对财富的掠夺比国家更为贪婪和残忍，他们眼中只有金钱，没有道德，没有规矩，甚至没有人性。董卓发行的无字小钱已经完全违反了货币规律，使包括他自己的手下在内的人都卷入反对他的斗争中。
董卓死后，中原大地陷入军阀混战。
这是中华历史上另一个无奈的悖论：经济发展需要摆脱封建官僚的羁绊，也需要自由竞争激发活力，但是，弱势封建官僚没有能力解决自由竞争中产生的社会问题，帝国也无法建立一支强势军队。“先安定，后发展”是经济增长中优先级的条件，在冷兵器时代，农耕民族如果无法有效集中资源，外族入侵和军阀混战也许就是难以摆脱的宿命。
东汉帝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显然，这个时代没能给出答案。不要说史家口中昏聩的汉灵帝，后世即便英明如唐宗宋祖也未能将其中的玄机识破……
朝代：三国
货币：曹魏五珠、直白五珠、大泉五十
概述：
曹操任由民间私铸五铢钱，刘备拼命造直百五铢、太平百钱，孙权造出了更离谱的大泉五千。单纯从币制来看，三国应统一于曹魏，然而，曹魏终亡于西晋司马氏。
这是偶然吗？
董卓之后，最大的两个军阀是北方的袁绍和南方的刘表，这两人已经先后被曹操攻破。曹操当时是唯一有实力统一全国的军阀，赤壁溃败却阻挡了曹军前进的步伐。此后，曹操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防御上，他认为蜀汉和孙吴是“蕞尔小国”，经过其田野，农民每每面带菜色，这样的土匪当不攻自破。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一月二十三日，曹操薨。曹操尸骨未寒，陇西大姓陈留就上书魏王曹丕，要求确立“九品中正制”，此后，选官要看“世、状、品”。也就是说，但凡有人做官都要看其家世、族谱、世家大族的评判。自此，豪门大族在历史上又多了一个专有名词——士族。
曹丕为了获得士族支持，同意在魏国实施“九品中正制”，也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只是，曹丕一旦向士族妥协，就必须借助他们的力量才能统一全国。如此，不但刚刚萌发的小农经济将消弭于无形，士族门阀势力还将历久弥坚。
“九品中正制”名义上是官分九品，说白了就是将社会阶层流动固化在既得利益者阶层，寒门素族再无寸尺晋身之路。当每一个普通人都失去了阶层流动的正常途径，人们也就失去了生活的希望。如
果无论怎么努力，明天依旧都是灰暗的，自己乃至子孙后代都无所期盼，生活焉能不充满灰色？
何况，他们还看到“士族子弟有错误也不承认，官府对士族恶行不闻不问，封建官僚居然在亭台水榭中处理政务，看到普通人的善行却不称颂他们的德行，评判他们的功劳根本不据实奏报，胡说八道的人反而取得了莫大荣誉”（见非不举，闻恶不察，观政于亭传，责成于期月，言善不称德，论功不据实，虚诞者获誉）……
当绝大部分人辗转于江湖之间，却找不到正常的上升途径，封建社会将就此堕落，而极少数聪明绝顶的人则会另谋出路。这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寒门素族被完全排斥在社会主流之外，表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暴戾与残忍，寒门素族在高门士族面前丧失了良知、尊严、希望，一切的一切都在高门士族权势的压榨下荡然无存。
朝代：两晋
货币：沈郎钱、剪边五铢
概述：
让我们来检视中原大地与游牧民族较量的全过程：
……强权的秦帝国→封建中央集权→蒙恬北拒匈奴……
……西汉初年“无为而治”→和亲、被匈奴勒索→放任民间私铸货币、小农经济兴盛、“文景之治”……
……汉武帝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盐铁官营、统一铸币、经济衰败→匈奴分裂、霍去病祭贝加尔湖……
……东汉初年裁撤绝大部分官僚→坞堡兴起、中央集权衰败、私铸盛行、工商业兴盛→西羌侵扰内地→坞堡无法抵抗→天下大乱……
……曹操屯田→小农经济兴盛→收服乌桓……
……西晋士族兴盛→士族皇族内耗、八王之乱→五胡乱华……
在这些循环中，我看到了一条无比清晰的运动轨迹：封建集权→货币官铸→击溃异族→经济衰退。集权必然导致强势封建集权，也就一定能集中全国资源对抗游牧民族，强势帝王又怎么可能容忍游牧民族在自己的地盘上闲庭信步？只不过，强势的封建集权一定要靠封建官僚才能实现，借此，封建官僚壮大，小农经济在短暂辉煌之后又会陷入长久的沉寂。
吃此一堑，帝国又必然转向另一种统治模式：封建分权→货币私铸→经济兴盛→异族入侵→丧失半壁江山！分权必然伴随着封建统治者的衰落，既然封建统治者无法干预经济，经济也就获得了成空间。只不过，封建集权衰败的同时，一定会为游牧民族入侵留出空间，中原大地可能陷入长久的战乱之中。
朝代：南朝
货币：四铢钱
概述：
《廿二史札记》这样评价南朝皇帝：“至宋、齐、梁、陈诸君，则无论贤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权于大臣。”疑天下而欲专天下之心，昭然若揭！结果，刘宋皇帝抢红了眼，连自己的父亲、叔父、兄弟、子侄都一并杀掉，顺带抢劫了所有的封疆大吏。在封建官僚洗劫了民间财富之后，皇族再次洗劫整个统治集团。宗室和封建官僚本是皇权的根基，南朝皇帝不按规矩出牌，也就失去了统治的根基。于是，刘宋、萧齐、萧梁、陈朝交替命短。
魏晋南北朝，中国曾在封建集权和封建分权之间犹疑。很遗憾，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封建官僚取代了士族高门，西汉年间“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终于在南朝定型。
朝代：隋朝
货币：隋五铢、白钱
概述：
隋朝只存在了短短三十多年，在五千年中国历史中不过沧海一粟。不知大家是否思考过这么一个问题：一个三十多年的短命王朝，为何与三百年盛唐并称为“隋唐”？
因为，大隋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之一，科举制缔造了相对清明的封建官僚制度，帝国在全境范围内再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国家的统一也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隋文帝、隋炀帝坚持执行了重商政策；除了最后几年，隋代国家富强、民众富裕，之前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与之比肩。
隋炀帝这个成长于江南的才子，试图在江南培育商人势力，以此对抗盘踞在“长安—洛阳”一带的关陇士族。由此，隋炀帝推出了一系列相当不公平的区域政策，无论修建京杭大运河还是征伐高丽，都使江南获益而江北受损。江南商人是关陇士族最不能接受的一种势力，他们拥有土地、技术、金钱，不但人数众多而且靠创新吃饭，不可能任人宰割，也不可能被人奴役。
掠夺江北利益补贴江南之时，隋炀帝却又必须依靠江北的关陇士族，隋文帝辛苦压制的封建官僚势力再次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关陇士族放大了隋炀帝政策的负面影响，三征高丽之后，“长安—洛阳”一带的江北百姓出现赤贫化。
隋炀帝对这种情况颇为警觉，试图以白钱破坏关陇士族的财富基础，进而开始使用“告缗令”一类的极端政策打击关陇士族。关陇士族本是隋朝统治的基础，隋炀帝把整个北方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大隋帝国的瓤子终于烂尽了。
对黎民百姓来说，苦难是具体的，父子携手共入江湖，艰辛历历在目；对黎民百姓来说，仇恨又是抽象的，他们甚至不知道其实关陇士族才是罪恶之手。关陇士族利用仇恨而不是正义点燃了隋末农民战争之火。当贫穷变成毋庸置疑的道德，普通人便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暴戾。
帝国危亡之际，隋炀帝错误地退守江南一地，希望能在自己成长的土地上东山再起。他不知道，在创造财富和掠夺财富之间，往往是掠夺财富更有效率，他根本就不具备击溃关陇士族的基础。
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强盛的王朝——大隋帝国，立国三十八年而亡。
朝代：唐代
货币：开元通宝、鹅眼钱、乾元重宝、得一元宝
概述：
与西汉帝国一样，大唐帝国也采用了“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组织框架。在这个框架中，皇权是小农最后的庇护，也是“耕者有其田”最坚定的推动者，只有出现万千“耕织结合”的小农家庭，帝国才能拥有最坚实的统治基础。
问题就在于“皇权”与“小农”的中间环节。西汉以来的所有王朝都证明了一个道理：一旦皇权放松对封建官僚的控制，封建官僚便会寻找一切机会兼并土地，瞬间吸干帝国财富。
盗亦有道，封建官僚抢钱必然有一定之规。除了胡人入主中原的元朝，最有权势的封建官僚都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故抢夺别人的财富。要想抢夺财富，封建官僚就必须找到一种合法的方式。
与周朝、晋朝、三国、南北朝相比，西汉、唐朝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封建社会，帝国调动资源的能力是之前其他朝代无可比拟的。正是利用这种调度资源的能力，封建官僚才获得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支配权。在这种权力之下，天下无不可为之事，无不可夺之财。在农耕社会，土地无疑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最有效的财富象征。
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唐玄宗才颁布了史上最为严厉的土地买卖禁令——“开元限购令”：无论何种原因，任何人都不准买卖天下土地！只有禁绝了土地交易，才能彻底斩断封建官僚蚕食农人财富的根基。这道土地买卖禁令奠定了帝国未来几十年的繁荣基础，在强势皇权面前，封建官僚即使再有势力，也无法明目张胆地通过土地兼并蚕食民间财富。然而，在“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下，监督之制是一条单行线，皇帝一人又怎么可能看住天下封建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