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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看了供状，便让吕芳拿给严嵩看，这里有个细节，值得我们细细体会。严嵩拿到供状，以老迈眼花看不清为由，避免当场阅读。严嵩此举可谓聪明至极，既可以转移话题，拒绝回答，又可以让皇上意识到阁老已年近百岁，暗示自己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字也看不清了。
在上一讲我们说严嵩想见未见，胡宗宪热切上门求见却被拒之门外后，严嵩已经起心动念。嘉靖帝说胡宗宪是个可用之才时，严嵩明捧暗降：
“浙江是少不了胡宗宪，但他肩上的担子的确很重，不如让他辞了浙江巡抚，只任浙直总督，这样，又能把握大局，又能多用心思用在围剿倭寇上，今年海上商路一定要打通，改稻为桑一定要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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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三句话，既消去了胡宗宪杭州知府的实权，又将改稻为桑的任务扣在了他身上。此举好还是坏我们不做过多评价，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严嵩这个时候已经心存疑虑。
大师兄曾说过，影片中对“术”理解最透彻的是嘉靖，嘉靖是否听不出严嵩的言外之意呢？这个我们不言而喻。嘉靖应允了严嵩的办法，那我们说其实嘉靖心里是认可严嵩，赞成严嵩所说，限制胡宗宪一部分权利。
可是我们说攘外必先安内，如果急于改稻为桑却不给予足够的时间，那多了三十万匹丝绸，多了三十万纺民的时候，我们不确定胡宗宪是否能做好他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说了，越到高层越古朴，叫做“大智若愚”，越到高层越不要使用套路手段。
胡宗宪答应了。他深知他无路可退，他退不了严党的身份，也退不出浙江，他也不愿退。用他的话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毕竟对于浙江九县的老百姓来说，他是唯一能够遮风挡雨，承担责任的人。
所以作为一个人才最重要的是，识大体、顾大局、实心用事。
管理最重要的就是用人，用什么样的人就代表有什么样的文化。
回到宫里后，嘉靖帝和他最信任的吕芳同样也展开了讨论，并且得出结论。朝廷不可一日无东南，东南不可一日无胡宗宪，承认胡宗宪是真正踏实做事的人才，并且朝廷离不开他。
人最重要的是信仰，信仰的层次又有三：是以利为信仰；以生为信仰。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像胡宗宪这样——以义为信仰，以忠为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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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们儒家所说的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天子成为大臣的榜样，这叫君为臣纲；父亲成为子孙的榜样，叫做父为子纲；丈夫成为妻子的榜样，叫做夫为妻纲。
那么嘉靖帝是不是真的站在忠孝义的角度呢？
其实不然，嘉靖帝站在的是利的角度，他不希望东南方造反，因为东南方一旦造反他便没有了享受的时光，所以特意吩咐吕芳叫宫中的人就不要难为胡宗宪了。
中国的潜规则很奇怪，会前会往往比会议更重要，越小规模的会议越重要。所以当朝廷内阁会议结束后，张居正很对于会前就商议好的结果十分愤怒。
朝廷对浙江没有拨款赈灾，不得让浙江的商户借此机会低价收购良田，以改兼赈，两难自解。可两难岂能两顾呢？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一个人想要跳得更高，就要蹲得更低。
奸臣反他，忠臣也他。严嵩已经不会再帮助胡宗宪了，认为他已经改换门庭。而张居正的态度也十分坚决，就算能调也绝对不调，因为这些人巴不得浙江乱起来，借此机会一举扳倒严党。由此可见，张居正是一位合格的政治家，但不是一位大爱的政治家，用丘吉尔的话来说：大英帝国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而裕王妃李氏也是相当有大智慧。在裕王等人议事的时候，王妃却让裕王抱着世子，并提醒裕王他除了世子这一个儿子，还有千万个百姓也是他的子民。大势所然，有些事情不是一时就能办好的，但有一点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大明的江山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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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为了自己的子民，作为皇储更不能眼睁睁随奸臣鱼肉百姓。民心不可失，对于那些受灾的百姓，忠臣们应该争一分是一分，这样一来，他们也不会受百姓的骂。
我们说事缓则圆，何须急。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而并非短跑赛道。我们应该用长远的发展的角度看待问题，不只是看到眼前的利益。
这个时候，哪怕胡宗宪想为老百姓做些什么，都已经有心无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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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边，我们来看看严世蕃的领导艺术。高翰文接任杭州知府一职，临行前严世蕃送了他异常珍贵的文房四宝，动之以情将高翰文捧上了又一个台阶。感情，这是严世番另一步棋，毫无感情的利用，连后路都为自己想好了。所以，有的提拔是实实在在的欣赏，有的提拔可能就值得思索了。
至于高翰文会有怎样的际遇，请继续关注黄金书院微信公众号——大师兄点评《大明王朝1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