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的几天，我被这个课后作业烦透了——我总不能告诉吴蕤“道德是作茧自缚，出轨是化蛹成蝶”吧？这就成怂恿了，并且显得我心术不正。如果我强调夫妻要忠贞不渝，显然就掉进了吴蕤的圈套——这正是她要离婚的理由。我也不能说“离吧”——没有这么说话的，我自己也觉得不像话。我更不能说“丈夫出轨没什么，你出轨就不对了”——已经不是封建社会了，妇女们都觉醒了。这个平衡点很难找，矛和盾是不能一起卖的。那么怎么说呢？把出轨当做单纯的偶然事件？可吴蕤明明说的是“外面有人了”，就是不是一天两天了。也就是我说的“必然性出轨”，真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最后我决定把出轨说成是“在一定外因下诱发的夫妻内部矛盾，出轨一方有明显过错，但属于可改造好的对象，不必一棍子打死”。这样的说法，虽然敷衍、苍白并透着十足的市井气，但转了几个弯儿，容易把人转晕——我都不知道自己说的什么了。就这么着吧，就象小时候写作文，即使写得不满意，但马马虎虎写出来了，算是有个交代。
再接下来的几天，我就盼着收作业了。
大约是过了两个周，或者更长时间，我终于接到了吴蕤的电话：
先生忙吗？还在试营业吗？
我说正无所事事呢，姑娘摆脱道德焦虑了吗？
早解决了。
哦？我有些吃惊，你是怎么做到的？
很简单，即使不离婚，我也要让自己心理平衡。
吴蕤提到了“平衡”，这个理由非常奏效。
我的两个同学，分别叫做张三和李四。毕业以后，去了企业的李四，跟进了机关的张三说，机关工作最没创造性了，整天喝茶看报纸的。张三听了笑笑说，企业锻炼人。后来张三却被领导派到企业当了厂长，又成功进行了企业改制，资产以千万计，李四却下岗了，日子一直清苦。打这以后，李四就称张三是“那个侵吞国有资产的垃圾”。李四的这种心理不平衡是容不得别人好，特别是容不得原来和自己是一个起跑线上的熟人比自己好，是典型的嫉妒心理。吴蕤的心理不平衡是容不得别人舒服，或者说，容不得老公和别人舒服。这和配偶的排他性有关，跟人品是没关系的。
这么说，你成功出轨了？
是这样，但我又遇到了新的问题。吴蕤说，到我这儿面谈吧，我在东方大厦707。
东方大厦不是宾馆，而是一栋写字楼，离我的住处不远，徒步的话，也就十分钟。我想了想，还是决定开车过去。
代价惨重。这是吴蕤见到我时说的第一句话。
怎么回事？
我得到了一个周的情人，却失去了一个两年的朋友和一个永远的客户。吴蕤不无伤感。
你是说，你和你的客户上床了？
在这两年当中，他不停地向我示好。吴蕤并没有接我的话，自顾自地说，一个周前，我给了他机会，我们只在一起了四次，却要分手了。
是他提出分手的吗？
分手是迟早的，但那要我提出来才是。他提出来，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笑了一下，心想看来吴蕤伤感的不是分手本身，而是被分手。
他怎么能这样呢，我想图个主动都来不及。
他把你当一道难题给做了。我说，你遇到了集邮爱好者。
怎么讲？
我小时候喜欢做难题，这非常上瘾。我说，几经努力，终于把这道难题做出来了，会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但结果出来了以后，我从此不再去想这道题了。
集邮爱好者又是什么？
做难题不是上瘾嘛，做完了这道，又想着做下一道了。
这么说，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把我抛弃了？
也不见得。我想了想说，人总要在乎些什么。不在意结果的，可能更在意过程。而这个过程显然不够完美，我猜他会有一个分手的仪式。就象做出了难题之后，总要抽一支烟，或者喝一口水。在这个仪式当中，他会给你说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些理由基本由谎言组成，但能达成你的谅解。
还真有这样一个仪式，是今晚在望海园的一顿饭。吴蕤眼睛一亮，我该怎么办？
我渴了。我把眼睛闭上，假装心不在焉地说。
吴蕤一笑，递过一杯水来。
你答应去吗？
嗯，我想知道分手的理由。吴蕤说。
你们的关系就象警察和小偷，开始他是警察，总想追上小偷；追上之后，他变成小偷了，总想甩掉警察。追和甩，共同组成了这个过程。现在你已经被追上了，所以能做到的，就是不让他按计划把你甩了。我不是建议你去纠缠他，而是说，晚上你不要赴约，他打电话你也不接。这样呢，他会感觉这个过程不尽完美，以后的日子里他会继续纠缠你。你呢，从此横眉冷对，也不解释为什么没有赴约，一直让他闷着，就把平衡找回来了。
原来是这样啊。吴蕤说，可我还有另外的心理不平衡。凭什么老公和他的情人还热火着，而我一出手就遇到了集邮男？
你怎么就断定你老公和他的情人热火着？你捉到现行了吗？说不定你老公是被冤枉的呢。我心说你那不叫“一出手”，你那叫“一分腿”。
和捉到现行差不多。吴蕤冷笑了一下。
怎么个差不多？
我在他身上闻到了白兰地的味道。
这很正常啊，男人出去应酬喝点酒再正常不过了。我对吴蕤的回答并不理解。
你不知道。我老公他酒精过敏，喝一杯啤酒就浑身起疙瘩。
这也正常啊，有人不小心把酒洒他身上了。
我对白兰地的味道非常敏感。吴蕤顿了顿说，我是在他身上的某个局部嗅到了白兰地的味道。
吴蕤用到了一个词——“局部”。这就不能再问了，否则有骚扰的嫌疑。我只好换了话题：你为什么对白兰地的味道非常敏感？
说来话长，但简单地说，一句话也能说的完。
这时，电话响了。吴蕤看了一眼号码，告诉我说是“集邮者”的。但吴蕤并没有象我所说的那样不接电话，而是直接按了那个绿色的“通话键”。
喂。哦。好的。菜我倒不挑剔，随便点就成。我喝白兰地。呵呵，那不是太破费了吗？好吧。我尽快赶过去，不过手头有点事儿。大约需要二十分钟。嗯，一回儿见。
不是说不去吗？吴蕤的声音柔情万种，根本听不出有分手的意思。
让那个垃圾自己在望海园使劲儿地望吧，我请你去听涛阁听故事。吴蕤朝我眨了眨眼。
你不是个善茬儿。我想起了曹操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觉得吴蕤既可爱又可怕。
是先生教诲有方。
我可没教你浪费人家钱财啊。
你强调的是“精神胜利”，我不过又加上了物质惩罚，异曲同工。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让他心里不舒服。照她的说法，始作俑者是我。
我的目的是让你获得内心的宁静，藉此驱赶你的烦恼……我借喝水的时间理顺了一下思路接着说，“精神胜利”针对的是你，而“物质惩罚”针对的是“集邮者”。你如此睚眦必报，我担心你无法快乐。
怎么就成了睚眦必报了？我这叫报仇雪恨，有仇不报非淑女。
《新约全书.罗马人书》上有一句话：亲爱的兄弟，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感到自圆其说有些难了，就让主来说吧。
你是基督徒？
我不是基督徒，但我有宗教情结。
据说完美主义者有宗教情结，先生是完美主义者么？吴蕤把手支在下巴上，歪头看着我，并不理会电话铃声。
从完美主义到宗教情结是一种升华。因为世上的事情，并无完美可言，于是烦恼就产生了。对于一些整不明白的问题，把它交还给主，这很实用。有些事情，你不必心里不平衡，那是主的安排。
比如说？吴蕤把头向另一侧弯过去。
比如说你丈夫的出轨。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很多墙上涂了白漆，写的红标语，是宣传计划生育的。最常见的一条是“生男生女都一样”。生男生女怎么就一样了？如果一样，干嘛还分男女啊？男人女人是不一样的，不但生理不一样，心理也不一样。就整个人类的生理结构而言，男人呈攻击形，女人是接纳形；就中国人的心理而言，男女做了同样一件事情，男人说是“沾了便宜”，而女人则以为“吃了亏”。所以中国的女人难以做到真正的洒脱。为了“不吃亏”，往往还会捎带一些物质诉求，这也无可厚非。雄鸟在求偶时，也会给雌鸟一只虫子。但就意义而言，就不仅是一口吃的那么简单了，这只虫子代表了雄鸟的生存能力，是物质基础。介绍对象时，女人会问对方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的潜台词是“能逮着虫子吗”。从这个角度上看，你的苦恼无外乎两方面：他逮到的虫子，会不会给别的鸟儿吃了？他会不会跟别的鸟儿飞走了？你不过是在维护你的既得利益而已，你把自己当成了丈夫的客体，你怕别的鸟儿到你丈夫那里去做客，去争抢你的虫子。而“既得利益者”是主张维持现状的，你见过哪朝哪代的皇帝造反？所以你并非真的想离婚。
先生是说，如果雄鸟捉到足够多的虫子，是可以请客的吗？如果雄鸟请完客，继续呆在巢里，雌鸟就可以听之任之？
我没这么说。我矢口否认，我不是帮你拿主意，更不是用“是非”这种简单的说法去评判某一件事情，而是引导你去权衡利弊，最终的决定权在你。
先生这样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走吧，听涛阁里听其详。吴蕤把电话调成振动，放进包里。
不，这是一个态度问题。否则的话，听涛阁里难免格格不入。
吴蕤一笑：走吧走吧，总比“望海园中岂止冤冤相报”好。
“听涛阁”是坐落在海边的一套联体别墅，环境优雅。吴蕤带我到这里来，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不差钱，二是不差品味。
吴蕤让我点菜。我说还是你点吧，要是去一个主题餐厅，比如“驴肉包子”，我就会点了。
呵呵，烦恼不是因为没有选择，而是因为选择太多。吴蕤把菜单拿过去看了半天也不知道点什么，只好让服务生上四个特色菜，荤素各两个。
就是就是，如果只有土豆丝，我们也就死心塌地了。
请问两位点什么酒水？服务生鞠了一躬。
轩尼诗vsop。吴蕤看了我一眼说，我喜欢装它的瓶子。
别别，你这是典型的买椟还珠。我曾喝过轩尼诗，知道它价格不菲，赶紧接着说，咱们可以借个轩尼诗的瓶子，把上次那种白兰地倒里面。
呵呵，你这是典型的新瓶装旧酒，穿新鞋走老路。我和老公曾经在酒厂干过五年，有段时间厂子因为效益不好，经常以酒代替工资，家里的酒堆成了山，我就是那时逐渐喜欢上白兰地的。吴蕤笑着回答了那个被电话打断的问题。
我请你的时候，你去拿的酒；这次你请我，理应我点酒了。我站起身，随服务生去吧台上拿了两瓶当地产的白兰地。
先生是听我讲故事呢，还是我听先生说道理？
还是我说吧？总不能又喝你的酒，又听你的故事。
那我洗耳恭听啰。
我先看看你的手。
先生会看相？吴蕤把手伸了过来，我注意到她的中指在我手里跳了一下。据说手是男女之间的先行官，如果真是这样，吴蕤的“先行官”无疑是优秀的，它是如此的白皙纤长，足可以做“手模”了。
你是不是有个姐姐？
从哪里能看出来？吴蕤一脸的惊奇。
我不但能看出你有个姐姐，而且知道你姐姐叫“吴葳”。
你不会是认识我姐姐吧？吴蕤睁大了眼睛。
我松开她的手，告诉她说，我只是蒙的。
但你不能连名字都蒙对啊？
我说生活中有这样的常识，比如说叫“松”的，不一定有弟弟；叫“柏”的，却经常有哥哥。“葳蕤”也是这个道理。逻辑就是这么产生了，是不是很有趣？
有趣，值两瓶轩尼诗。吴蕤笑起来非常生动，眼睛眯成了月牙儿，也如月牙儿一样闪着亮光。
我说那可千万别，我没打算说上三天三夜。
吴蕤给我斟满一杯酒，把那瓶儿也递给我，意思是“手把一”了。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两个杯子在空中碰了一下，我们一饮而尽。
这么说，先生是有意要摸我的手了？吴蕤把酒杯放下，意识到看她的脸也能猜出她有姐姐。
有一个游戏。说让你心里想一个数，用这个数加上52.8，然后乘以5，再减去3.9343，又除以0.5，最后减去10倍的你心里想的数，会得到一个有趣的结果。如果你把你想的这个数设定为“N”，会发现结果跟你想的这个数毫无关系，都是一样的。这是障眼法。但没有了你想的这个数，会无趣很多，虽然结果一样。吉普赛人就是靠这点东西吃饭的，今天我拿来混顿酒喝。
先生可以到街头摆摊了。吴蕤闭上嘴，但眼睛里满是笑意。
服务生端上来一碟鸭头，告诉我们是老板亲自卤制的。我想起了吴蕤说的“望海园中岂止冤冤相报”，于是说，出个对联你对对吧，别人出给我的，我没对上来。
什么对联？
丫头啃鸭头，丫头嫌鸭头咸。
吴蕤把酒添满，想了一会儿说对上来了，佳人想家人，佳人怨家人远。
对得非常工，你真聪明。
但我遇到了问题。
就象刚才咱们说的逻辑一样，你的问题也能还原。我曾在山里发现了一个很大的水库，心想哪来这么多水呢？带着这个朴素的疑问，我往水库的上游走，发现了一条溪流正川流不息地把水注入水库。我沿着溪流继续往上走，走了很远，总算找到了源头——一个石头缝里在往外滴水。你的问题就是那个水库，而源头却非常小。你是被惯坏了的小孩儿。小时候遇到问题了，你会上交给你的父母、姐姐，甚至你不必上交，他们就替你解决了。在你的成长过程中，这类情形不断地强迫重复。有一天你长大了，有些问题需要你独自面对了，但你一时扭不过弯儿了。
我还有哥哥呢。
就是，你的靠山太多了，到头来自己反而靠不住了。你把自己当成父母的孩子，哥姐的妹妹，丈夫的妻子，自己却迷失了。你要回归主体，做自己的主人。
怎么叫回归主体？
比如，你出轨是因为你爱一个人或者你需要一个人，而不是因为来自老公方面的的原因；你离婚是因为你想离婚，而不是你要离婚。
想离婚和要离婚不一样吗？
不一样。想离婚不见得要离婚，而要离婚，则可能有“离了你我还不能过吗”的意气里面。我儿子饿了，他说“爸爸，我想吃饺子”。我说“想吧，我还想吃螃蟹呢”。他马上改口说“爸爸，我要吃饺子”。“想吃饺子”代表的是一种喜好，不见得就是饿了；而“要吃饺子”，代表的是一种目的，不问青红皂白，就是要吃。同是吃饺子，有人香喷喷的，有人难以下咽；同是出轨，有人淋漓尽致，有人背负了沉重的十字架，还有人寻找的是心理平衡。
先生的意思是不主张我离婚了？吴蕤又添了一杯酒。
我可以站在你的立场上对你想做的归属于你个人问题的事情进行风险评估，但主意由你自己拿。我端起酒杯说，我不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你。
离婚都需要做出哪些风险评估？
孩子的成长风险、你的再婚风险、父母的操心风险。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离婚更不是了。说完这些，我感觉酒劲开始上头了。
我的哥哥姐姐都离婚了，你也评估一下？
你们家可以组团来我这儿咨询了，团购优惠。我笑了，他们是因为什么离婚的？
都是些非常小的事儿。吴蕤也笑了，我姐姐是因为两个鸡蛋。
两个鸡蛋？
我姐和我姐夫去赶集，我姐夫称完了人家的鸡蛋，又偷偷顺了人家两个。我姐姐在集市上没发作，回家和我姐夫大吵了一架，然后离婚了。
看起来“两个鸡蛋”是诱因，实际上这是真正的原因所在，你姐姐没法和这种人过下去了，这就是“想离婚”。
我哥哥离婚也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我嫂子那人更爱沾小便宜。今天来卖梨了，她和左邻借三块，明天来卖葡萄了，她和右舍借五块。也不多借，就是从来不带还的，时间长了街坊邻居都躲着她；到做饭的时候，今天去我妈那儿挖碗米，明天去我妈那儿舀瓢面的，我爸不说什么，和我妈就不怎么和睦了。
这么说，要是考核“离婚率”的话，你们家已经及格了；你要是再离了，你们家就100分儿了。
讨厌。吴蕤白了我一眼说，有一回，我姐姐和我打趣说，你那前姐夫和前嫂子倒是天生一对儿，哪天给他们撮合撮合，两盘子剩菜一块热热，反正都差不多，串不了味儿。
我说你爸你妈点儿可够背的了，两个孩子的不幸家庭居然是相似的。
头晕。吴蕤拿起酒瓶说，干了，送我回家。
看着吴蕤伏在桌子上，我喊服务生过来结账，心想多亏没点轩尼诗，要不没带够钱。吴蕤却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坚持把帐结了。
那时酒驾查的不严，但我觉得我开不了车了，就打发服务生喊了辆出租，把吴蕤扶上了车。在车上我问她，家在哪儿？
黄海路，9号楼，101。
好在是一楼，我扶着她到了门前，从她包里把钥匙找了出来，把门打开。
不……进来，坐坐？吴蕤舌头大了。
不了，太晚。
先生，的心，先怯了。吴蕤扶着门框走了进去，“哐”得一声把门摔死了。
我又后悔了。有些东西在触手可及的时候放手了，其实不是因为胆怯，更不是因为笃定，那只是一种假相。
“心理咨询”这个行当在国外非常常见，因为有与之对应的“咨询心理”的人群，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据说这个职业的艳遇几率也很高，报载某国某女心理咨询师在三年期间和1000多名来访者发生过性关系，这大概是“行为疗法”吧，虽然看起来更像“行为艺术”。不知道同样的“行为疗法”发生在男心理咨询师的身上，世人做何感想。而在中国，不能说没有一个心理咨询师门庭若市，但多数是门可罗雀的。这不是说明我们国家的人民心理有多健康，恰恰是说明国人连心理健康的意识都没有。作为一名业余爱好者，在试营业期间能混上一顿酒喝，已经很不错了。美国人丢了一只猫，有可能去做心理咨询，他担心“丢了只猫”这件事对自己的心理有不良影响。而中国人做心理咨询，往往是“熬不过去了”、“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找到了心理咨询师。这可能和传统文化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说“神经病”、“脑子有病”时，基本是在骂人了。同样是做心理咨询，美国人经常是防患于未“燃”，到了中国，一般是在“救火”了。不是每一次“防患”都有隐患，但有些火能扑灭，有些火燃烧起来，就只有灰烬了。
我怀疑我的咨客正处于某种边缘，具体说是“处于边缘性人格障碍”的边缘。这只是怀疑，而这种说法本身也值得商榷。真要把“边缘性人格障碍”这顶帽子戴在吴蕤头上，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究。没找到足够的证据之前，只能是“犯罪嫌疑人”，定了案才叫“犯罪分子”。
但吴蕤却很久没有打来电话。有一次，我路过东方大厦，心想要不要上去看看。再一想还是算了——都是来访者找到咨询师的，是“来”访者。
大约是过了两个月，吴蕤的电话来了。她问我最近忙些什么、还好吗之类的客气话。之后，她质问我：怎么从来不打电话，过节也不发短信。
我想起已经过了七月七了，就用开玩笑的口气说，发过短信的，不见得心里就有；没发短信的，说不定一直惦记着。
这样说的话，我就原谅你了。她在电话里笑了，好象我不给她发短信，是犯了错误一样。
我就想起了以前的一个女子。她爱着别人时，希望别人也爱着她；她不爱别人了，希望别人还爱着她。分手时，她会叮嘱：不要把我忘了。她结婚前，会患得患失一番；对方结婚了，她会再患得患失一番。
怎么不说话？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你是不是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围着你转啊？我没有说“全世界的男人”，这样听起来模糊一些。
是有那么一点儿。吴蕤的笑声还是那么干净，过来围着我转吧，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无聊透了。
去你那儿？她虽然说“无聊”，但我感觉她心情不错。
呵呵，你也可以约我出去的。
她用的是“约”，而不是“邀”，更不是“请”。这又让我想起《第一次亲密接触》中“轻舞飞扬”的话：“恭喜你痞子蔡，你可以正式约我了”。一个“约”字，能咂摸出很多滋味来，“月上柳梢头，人‘请’黄昏后”多煞风景啊。
又在想什么呢？她一直没提到“问题”、“咨询”之类的。
我带你去寻源，我在想曾经和你提到的那个水库。我又撒了个谎。
寻缘？是缘分的缘吗？她“咯咯”地笑完，问我，先生在撒谎吗？怎么这么半天？
看来我并不擅长撒谎，这么快就被人察觉了。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说，“撒谎”有自我保护的功能，而“自我保护”是“生”的本能。
又想什么呢？说到心坎上了？吴蕤一直在笑。
想了很多。想到了源头、想到了本能、想到了范跑跑、想到了谎言。
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