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优待在华留学生？古代精准奖掖 不盲目滥收

由于在华外国留学生的素质不一，以及教育单位与高校存在过度优待留学生的新闻曝光，导致中国民间一直在呼吁要正常对待留学生的声浪。早在看似最包容万国的唐宋盛世，中国也没滥收过外国差生，能负笈中原且学成归国的人士，原则上俱是彼国拔尖的菁英阶层。通过这群在华留学生的媒介，渠等母国既濡染了中华礼乐文明与推动社会进步，又增添对华好感，成为巩固双方友谊的千年典范。

 

中国最早批量接收留学生的时代始于隋朝，继之而起的唐朝则最蔚为大观，史书记载对华夷皆“爱之如一”的唐太宗即位后，不停扩增国子监规模与增筑学舍至1,200区，又允许“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令在华之夷学生合计竟有八千多人。至于自费赴华的日本留学生、学问僧以及新罗留学生就更不计其数，显见他们汲取先进知识的渴望。

 

到了宋代虽疆域蹙减，对夷狄防范较严，但依旧没消戢外国留华学习的决心，比如高丽睿宗（公元1079─1122年）遣使进贡宋朝时，还一口气派了权适、金端、甄惟底、赵适、康就正等五名进士请求恩准留学。尽管高丽谦称这帮进士不够优异，“目不见胶庠之礼、耳不闻雅颂之声，难可与言”，但其实这几名进士早已做足功课，甚至对北宋新旧党派的学术争端也有所稔习。

 

像权适（1094─1146年）在出发赴宋时便摇笔称颂王安石道：“韩吏部首唱古学，李唐之文物粲然。王丞相大变颓风，圣宋之儒术兴矣”，十分推崇王安石继承韩愈古文运动的作风。而之后高丽进士们也努力攻读，最后在宋徽宗的考核下得到“上舍及第”的优等成绩荣归故国，高丽睿宗还亲自于乾德殿迎接。显然，这批高丽进士堪称赴华留学生的楷模。

 

外国留学生既有求知若渴的决心，中国自然也不会亏待渠等，住宿衣粮等基本需求全一手包办。不过中国对于外国选派的官费留学生有严格的名额与修业时间限制，不是藩属国想来就来。比方唐文宗开成元年（836）时，就下敕称新罗新派的留学生们只能“仰准旧例留二人”；次年渤海国王子大俊明带着一帮留学生来朝，结果一共16人的使团，唐朝下令“青州观察使放六人到上都，余十人勒回”。还有清朝对琉球规定每回只能派四名官生留学，琉球尚温王（1784─1802年）曾盘算把四名随着官生入华的伴读改为副官生，一并送往清朝就读，结果上岸后遭嘉庆帝下旨严拒，命令四名副官生即刻回国。毕竟再怎么说，供应留学生食宿的花费全来自百姓税赋，中国自然得精准花用，更不能挤占本国学生的资源。

 

此外，唐朝还规定“新罗、日本僧入朝学问，九年不还者编诸籍”，超过年限不返国的话就得归宗正寺崇玄署管辖，不能仗着留学名义不服国法调遣。而最严格的案例恐怕发生在明朝初年，曾有一次琉球中山国与山南国的留学生竟非议明太祖的诏书，结果“帝闻，置之死”。不过明太祖并未因此加罪琉球，对其余琉球留学生也年年“赐衣巾靴袜幷夏衣一袭”如故，显示大明的宽宏气度。

 

优渥的待遇、严格的学业与守法要求，其实都是为了让学生们能致力学习，白费国家的栽培，因此少数心理素质或能力不够扎实的留学生便很难待下去。譬如被誉为日本书法“三笔”之一的橘逸势（782─842年）曾前往唐朝留学，但待不满两年便央求同去的空海（774─835年）撰写《为橘学生与本国使启》，声称“山川隔两乡之舌，未遑游槐林…日月荏苒，资生都尽，此国所给，衣粮仅以续命，不足束修读书之用”，诉说语言不通和盘缠用尽的难处，恳请唐朝放归。

 

尽管未入太学读书的橘逸势据说在长安曾“历访明哲，受业学之”，但从其留下的史料委实看不出太多成就，只有书法作品大放异彩。就这样，唐宪宗允许橘逸势回到日本，而坚持留下的同期生空海与最澄（767─822年）则在多年苦学后，成为震古烁今的大师，与橘逸势形成强烈对比。

 

无论是古代或今日，中国欢迎外国留学生赴华的作用都是为了推进双方的友好交流、进而巩固中外关系，因此最根本的方法仍在于帮助留学生认真学习，这绝非凭高额奖学金、提供学伴甚至降低留学门槛便能实现。查考历史，中国古代精准奖掖、不盲目滥收外国留学生，照样能够缔造良好的中外关系，如此既符合本国民意、又能满足想赴华学习攻读的外国留学生之所需求，不致再引发民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