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静去仁义村的这一天，铁新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的。他担心杜静“单刀赴会”，车祸中的受害人的亲属一冲动，说不定会在她身上出气，把她揍扁了也未可知。他本想陪杜静走一趟，谁知陆渊在高山县的创作基地——松毛岭村的村书记乔大山和陆渊当年在松毛岭村的房东山秀珍大姐二人要来省城祭奠陆渊，廖星儿头晚接到电话后，就把接站的任务交给了铁新，搞得铁新一整天魂不守舍，直到傍晚，他把电话打到杜静家里，杜静在电话里绘声绘色地叙述了她在仁义村历险后又发生戏剧性变化的经过后，两人在电话里开怀大笑。铁新说：“这说明你这位女诗人的知名度还是很高的。”杜静回答：“去你的！你敢耍笑老同学？”铁新说：“看来，‘文学救命’的事，古今都会发生，这至少也从一个点上证明我们搞文学没有错。为了读者，我们也得矢志不渝呀！”杜静来劲了：“不用打气，我早已发誓，要在文学这棵树上吊死！”铁新纠正道：“不是吊死，是要在文学这棵树上务出人参果来！”
两位老同学谈得很投机，谁也不想先把电话放下，最后还是铁新狠了狠心关了手机。
松毛岭村的乔书记和山秀珍大娘这天并没有来，铁新从汽车站咨询处打听到，是因为南岭上的冰雪路上有大货车出了人命事故，导致前后堵车达一二十公里，预计到次日中午才能疏通。铁新快速从车站返回，给妻子宝娜打了个电话，说廖星儿还处在悲痛和孤独中，晚上一个人在家睡觉害怕，半夜睡不着、早上又不知道醒，要求铁新哥再陪他几个晚上，等找到要好的同学在家里陪住后，就“解放”铁新。宝娜接到电话后，怏怏的，只说了一句话：“只好这样了。”为安慰妻子，铁新特意在电话上给了她一个很响亮的吻，宝娜也回送了一个，只是声音很小，显然没有多少激情的冲动和爱的传递。
第二天上午，廖星儿早早上学去了，铁新在廖陆渊生前的书房里，按照逝者临终前的嘱托，开始翻看陆渊的书籍、书信和遗稿。那三个大书柜里，从线装书到薄册子，从前秦后汉到20世纪末，似乎各类书都有。不少书中都夹着书签，有的折叠着角页，这显然是读书人留下的谨防忘记重要内容的记号。铁新顺手大略翻翻，看到陆渊在很多书里都有用红蓝铅笔画下的浪线或批注，其文字大多很简略，如“高见”、“正确”、“差矣”、“神来之笔”、“有点臭”、“农民口里的学生腔”、“文字垃圾”、“满纸喷粪”、“标点混乱”、“经典引文有误”……
铁新拉开书柜下面的几个抽斗，发现每个抽斗内都有一些由两根并列的、用铁丝穿着的、有两张扑克牌大小的卡片，像图书馆里的图书目录卡片一样。铁新取出一些卡片来看，发现那上面分别写着主人读书、读报刊时随手记下来的中外名人的语录，或是中外大事，或是名人轶事，或是警示语录，然后分门别类，加以标明，如政治、经济、道德、文化、艺术、创作、生活、兵法、爱情、杂陈等，竟有40类。铁新看呆了。“这些卡片里会有廖老师多少心血呀！”
好半天，铁新又拉开下面的柜门，发现不太整齐地撂着五六柜子书稿，其中有三柜子是已发表过的书稿，如《父老乡亲》的一稿、二稿；另一只柜子里码的都是没有发表的书稿，绝大多数是短篇小说，也有四五个中篇，但没有一个长篇。从写作时间上看，多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作品，即廖陆渊还没有出名时的作品，这些书稿大概都曾寄给报刊或出版社，因为那上面大多有编辑部的退稿信，有手写的，也有制式的，落款上有《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收获》、《十月》、《延河》、《奔流》、《青海湖》、《百花》、《萌芽》、《鸭绿江》、《钟山》，还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尽管那些退稿信大部分是制式铅印的，编者只在信的空白处填上作者的姓名、作品篇名和退稿年、月、日，但廖陆渊还都珍藏着。
看着这些未发表的作品，铁新有点想不通：很多大作家在出名后，都把过去压在箱底的退稿拿出来，仅做少许改动，甚至一字不动，就改投给报刊社或出版社，编辑一看这是名家大作，如不采用，今后连稿子都约不来，只好凑合着用。于是乎，名作家不仅新进了不少银子，还为实现“高产作家”、“著作等身”创造了条件，廖陆渊为何就不通这点窍呢？
意外！下柜里还有一格子藏有很多书信，有文学上的、学术上的，陆渊还自留了复印件；也有的是收信人自留了复印件而将原信退给了廖陆渊保存。这堆信中，还有如今已在德国的前妻慕茜当年追陆渊时写来的，这女子在信中展示的是五体投地和风情万种，谁也想不到她后来会“单飞”。
铁新就这么翻着、看着、想着，他心痛了。按廖陆渊临终的交代，发表过的书稿和未发表的书稿要统统烧掉，多么可惜呀！他真的下不了手。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就已过中午。铁新赶忙赶往汽车东站，从站门口的咨询处打听到，南岭上被大雪隔断的交通刚刚疏通，被堵了一夜的大客车启动到达省城车站大概还得两个小时。为打发这段时间，铁新在汽车站附近转悠。
车站附近秩序很乱，有立起“小高炉”般的铁皮炉子卖烤红薯的，有在灰尘飞扬的垃圾台旁边卖胡辣汤的，有摆地摊卖褪字灵的，还有游走在人群里小声提示着卖空白发票的……人群中还有几个打扮得十分妖艳的女人，她们上身穿着带翻领的人造毛短大衣，下身却都是超短裙而故意露出两条“美腿”，不时地碰碰男性特别是中老年男性游人的胳臂，名义上是介绍旅馆，实际上却是“野鸡拉客”……
铁新转悠到一条巷子口，发现有一家旧书收售店，便走了进去。坐在收银台上的是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头，面容冷峻，戴着老花镜，看人时微微低着头，从眼镜上面看。铁新蓦一看，这老头似乎像东城书市“大江南书店”的老板黄书衮，但仔细一看不是，因为黄书衮的鹰钩鼻子特别明显，而这位店主人却是“亮鼻子”。店里还有两位颇像农村女孩的服务员，她俩并不招呼客人，却在不同的位置盯着顾客，似乎在防着他们偷书或挑走关键页，因为这些书没有磁码，出门时没办法检查。她们的防范因“认真”而显得“笨拙”，叫人看了很不舒服。
铁新在书架间的“夹缝”上走着，发现这里的书还真不少，从“二十四史”到马恩列斯全集，从东方到西方的一些名著，差不多都有，只是有的册数不全，如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就没有《红楼梦》和《西游记》。这个店里也没有当今那些滞销的书，店老板很精明，这类书他就不收购。就在这时，有几个小青年带来了不想留存的网络文学作家的“高产作品”，求店老板收购。店老板只扫了一眼，便摇了摇头。小青年乞求：“多少给两个钱吧！”店老板说：“一本1元，我当废纸卖。”小青年只好把这摞书交给他。店老板清点了一下，给了小青年38元钱，随手把那捆书甩进了身后一个装废书刊的大筐子里。
在后排的书架上，铁新看到了深蓝色书皮上套印红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精装本，显然都是“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近这几年续出的那几本都没有；还有“文革”前出的1-39集《列宁全集》的平装本。他便顺手取下了马恩全集的第一册，在内页上看到了原购书人写的几行字：“六四年购于北京新华书店——李卫党。”这个人是铁新的老师，曾任黄河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大概前年已退休。“教马列的人，怎么会把马列的书都卖了？”铁新心里怅然若失。他想了一会儿，对店老板说：“师傅，请把马恩列斯这几套书，还有‘二十四史’给我留着，因为我今天没带够钱，明天一定来把这些经典著作买回去。你可别卖给别人！”
不想那老头笑着说：“你放心，这些书在这里撇了几个月都没人买走！”
两个小时很快就混过去了，铁新赶忙走到汽车站的出站口等着松毛岭村那两位老人的出现。
来了！哎哟，终于等到了。出站的人流中出现了提着大包小包的乔大山和山秀珍。廖陆渊去年曾把山大娘带到省城医院做过白内障手术，铁新见过几次，双方自是熟会。虽没见过乔大山的面，但走在山秀珍身边，不用介绍，铁新也就知道肯定是他了。铁新赶忙上前接过几个包，就要挡出租车载他们去旅馆住下，但山大娘执意不住旅馆，要求住到廖陆渊家里和廖星儿住一两个晚上。铁新只好把这两位老人带到了廖家。
山秀珍大娘已近“古稀”，眼虽不花，但背有些驼，一张世间任何雕塑家都雕不出那无数皱纹的老脸，告诉人们这是一位曾饱经风霜、顶立地的刚强女性，只是在山里走路走惯了，在省城的平地上走起路来仍把两脚抬得老高，那姿势显得有点怪异。
半个多世纪前，松毛岭是革命老区，山秀珍的父母亲和她的大伯父都是游击队员，李先念的部队曾在这个村驻扎了好几个月，有一个大官就住在山家，白日扮的是铁匠，晚上就是指挥员。此人到底是不是李先念将军，山民们传说过，但没有人能证实。
李先念的部队从松毛岭奔赴新的战场后，由于叛徒刘金华的告密，松毛岭的游击队遭到白匪的突袭，包括山秀珍父母和大伯在内的32名游击队员被俘并被杀害，山秀珍只好跟大妈过活。她大妈已有两儿一女，又增加一口人，度日十分艰难，不多时，就将她的女儿和秀珍分别卖给人做童养媳。山秀珍去的这一家也不是什么财东或恶霸，仅仅是有粗茶淡饭糊口。只是婆婆奸诈刻毒，她嫌山秀珍长得太“水华”，而她的儿子狗娃太老实，左脸上又有一块紫色胎记，担心儿子“吃”不住儿媳，竟在3年后一个隆冬的夜晚，强行将14岁的狗娃推进山秀珍的房间，将门反锁上，让“生米做成熟饭”。谁知这狗娃既不是宠物狗，也不是猎狗，面对着拿着一把剪子并怒视着他的山秀珍，连看都不敢看，哭着说：“好姐姐，我不碰你，真的！你只让我进被窝睡，别冻死，我下辈子给你做牛做马好吧！”山秀珍既鄙视又同情，把床让给了狗娃，自己抱床烂被子铺在柜盖上，和衣睡下，枕头边还放着那把剪刀。二人就这样“同房”了大半年。到第二年的秋天，解放的枪声就在松毛岭打响，新政权成立后，山秀珍就同狗娃解除了婚约，同土改时的积极分子徐志强结了婚。婚后生有两儿两女，但俩女儿早早夭折，两个儿子抓挖大，后来小儿子徐小强参了军，被转成义务兵之后回家同一个叫甘小草的姑娘结了婚。婚后第二年他就奉命参加云南边防自卫反击战，在保卫老山主峰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如今麻栗坡县城西山烈士陵园那900多座坟茔里，有一座就是山大娘儿子徐小强的墓堆。
记得县武装部和县民政局送来那不幸的通知书时，小草生下儿子小才三天。山秀珍强忍泪水，悄悄藏了通知书，若无其事地伺候着小草坐月子。但有一天，县上的有线广播里播出了小强的英雄事迹，临了女播音员的一句“徐小强烈士永垂不朽”的结束语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小草不断追问，婆婆不得不说出了实情，二人抱头痛哭。小草受了强烈刺激，不到三天就哭没了奶水，不论怎么样吃猪蹄、喝红谷子米酒也不顶事，婆媳二人硬是用米糊糊喂大了小刚。孩子两岁后，秀珍劝小草改嫁，小草哭求着要小草哭求着要留下来。婆婆流着泪说：“傻孩子，你才二十五六岁，硬守一辈子寡多苦呀！你走吧，只把小刚留到我身边，过年过节时你回来看看娃就是。不用操心我，我身体好，国家给烈属还有一点补助，我奶孙两个饿不死。”半年后，小草终于嫁到了县城东郊，如今两口子都在深圳特区打工。
廖陆渊在高山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时，把松毛岭作为创作基地，就常住在山大娘家里。有一天吃早饭时，山大娘说她头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了穿军装的儿子小强，小强还说他想回松毛岭来住，叫妈妈帮着把他的“户口”转回来。陆渊这时才知道，小强牺牲上十年了，山大娘和孙子小刚还没有看到他的墓堆，那梦就是老妈妈的一种牵挂啊！廖陆渊便把这奶孙俩带到了省城，从稿费中拿出3000元塞到山秀珍的手里，亲自把这一老一少送上火车，又给云南省作协主席打了个电话，让派一辆吉普车接站并送到麻栗坡。
山秀珍拉着孙儿小刚，急切地攀上了设在高山上的烈士陵园，眼前顿时出现一排排黑底红字墓碑，一排接着一排，顺着山势，一直排到半山腰，组成了一处奇特的碑林。不用说，每块墓碑后面都长眠着一个曾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每堆红土里安埋着一个不朽的英灵！每座坟茔中都有一块远方父母的心肝！山秀珍艰难地找到了儿子小强的坟墓，取出了从家中带来的一瓶老白干、一包花生米、一小袋苹果、一截煮好的香肠、一块发面锅盔，摆在墓前，让小刚点燃一炷香、烧了一把纸钱，给父亲磕了三个头。而山大娘自己一屁股坐在墓堆旁，两手搭在墓堆上，好像是在抱着儿子。老人没有嚎啕大哭，只是泪流不止，墓土湿了一大块儿。好一阵，她让小刚量了那碑的尺寸，记下碑上刻下的每一个字，自己又包了一包墓土，站起身，擦干眼泪，准备离去。可她的脚步刚刚从儿子的墓前移开，在相邻的墓碑前却挪不动腿了，情不自禁地要摸摸那墓碑，摸了一座又摸另一座，摸了下排又摸上排，好像近千座坟茔里都埋的是她的儿子。她抑制不住要问墓中人：“小伙子，爹妈还在不？老爸老妈来看过你没有？”她就这么走着、摸着、说着，一转眼三四个小时过去了，在陵园外面等候的云南作协的司机催了好几次，她才停下手，对着所有的墓碑说：“儿们！你们在这红土地上安心睡吧，娘过几年再来看你们！”
从云南回来后，山大娘在陆渊的帮助下，让县城的石艺厂按照小刚在麻栗坡烈士陵园记下的尺寸和碑文，打造了儿子徐小强的墓碑，又找了小强入伍前在家里穿过的衣服，装在一只特制的木匣子里，在屋前的山坡下，用红土为儿子修了一座衣棺塚。后来，县烈士陵园为烈士徐小强修了一座墓，只是墓碑要比麻栗坡的原碑高大。
这就是高山县松毛岭的山大娘！这就是廖陆渊的长篇小说《父老乡亲》中的女主人公之一山开岚的原型！
山大娘和乔大山到廖陆渊家里住下后，急切地提出要去陆渊的墓地祭奠他。铁新说，省城实行的是火葬，陆渊的骨灰盒还放在殡仪馆。山大娘不可理喻地说：“城里人死了怎么能推到炉子里烧掉，连座墓谷堆都不给呢？”铁新哭笑着做了解释。老人执意要在黄昏后到门前的大路边给廖陆渊烧了几张纸钱才算作罢。
廖星儿上完晚自习很晚才回到家，看到山秀珍奶奶来了，便扑到她怀里哭了起来。山大娘紧紧抱着星儿，劝道：“我孙儿是男子汉，不哭、不哭！”
夜深了，铁新安顿山大娘在西房睡下，星儿还在他自己的卧室住，他和村支书乔大山同睡在东屋的一张大床上。两人的腿分别伸进两个被窝后，乔大山说想谝一会儿，铁新说只要你不嫌累，我巴不得谝到天亮，乔大山便把烟灰缸挪到被子上，后又端到左手里，抽着烟，拉着话。
乔大山今年还不到60岁，但人显得很老。在村支书的位子上，他已坐了30多年，从来不贪不占，颇有威信。只是去年以来发生了一件在城里人看来是正常不过、但山民们却认为是“作风不好”的事：村里有个寡妇叫梅香，小时候和乔大山是青梅竹马，后来恋爱时遭双方父母反对而告吹，各自婚后都把握住了自己，只是双方的配偶在近几年相继死去后，二人的心里都想起了对方，且欲火一点就着，有事无事来往也多了，去年秋天终于住到了一起。这事遭到双方儿女的反对，村里一些老年人也背着他们刮脸皮，搞得他二人不得不分开，而且都大病一场。乔大山已打定主意，再过一半年，他把这支部书记的职务一卸，只要双方的儿女不动刀子，他就要和当年的情人梅香同居，哪怕被赶出家门住岩洞也行。打算虽这么定了，但精神压力仍很大，情绪上不来，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被乡长臭骂过几次，他也不敢把原因说明。
“乔支书，现在村里人的温饱问题解决了没有？”铁新问。他也抽出一根烟吸了起来。
“口粮绝对没问题，有的人家存有两三年的口粮呢！”乔大山目答。“缺的还是钱。各种乱摊派太重，农业税不说，是必交的；那林产税费就说不清了，荒地里栽下核桃树、板栗树，还没挂果，县上、乡上就派人来收林产税；羔羊刚买回来，就要缴牧业税；年年冬天都把山岭上的人吆喝到县城或乡政府鼻子底下修地，那里交通方便，好让省上、专区在这里开现场会；乡上的干部一下来，不是催粮催款，就是刮宫流产。你看，农民哪有时间挣大钱？可买盐要钱，扯布要钱，娃上学要钱，看病要钱，送礼要钱，钱从蛋上来？”
铁新记起，堂妹铁竹梅前次来时也说过这话。便安慰道：“据说，农民负担太重的问题已引起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也许会解决。”
“谁能把这问题解决了，我就喊他万岁！”乔大山提高嗓门说。
铁新笑了。“松毛岭的路、电通了没有？”
“路是通了，简易公路，北京吉普车能开上去，班车还是不行。”乔大山又取出一根烟，把过滤嘴故意揪掉，似乎直接噙到烟草上才够刺激。“修公路的事还是老廖帮我们跑下来的。当时的葛县长不配合，说这不是修公路，而是给老廖修‘私路’，让社员把树枝草根填到土坑里，第二年路面就垮塌了。”
“这个县长也就太差劲了！”铁新悻悻然。“电的问题解决了吗？”
乔大山回答：“电的问题还是老廖在我们松毛岭蹲点时解决的，他初进村时还没有电。他看到一位84岁的老太婆还在抱着磨杠子推石磨，后来晕倒在地上就没抢救过来。老廖心里很难受，在我们的村干部会上说：这位老人直到走完人生路，也没有走出这条只有七八米长的磨道！在后岭老熊家，他在门背后看到一笼子废电池，问怎么会有那么多废电池，老熊说，他儿子娶了个川道的姑娘，人家要听录音机，要放音乐跳蹦嚓嚓，若不满足这些就离婚。为满足儿媳妇的要求，老熊卖掉一头大肥猪，给儿媳妇买了一部录音机，用的是干电池，大半年时间就把这头肥猪的钱蹦嚓嚓完了！老廖受了刺激，就动员我们修电站，他从乡上跑到县上，再从县上跑到省上，争取了一笔资金，又把他的几万元稿费投进去，还请来技术人员设计、施工。开山炸石时，我们没有经验，心太狠，装炸药太多，碎石飞得很远，把社员家的一头牛砸死了，把两户社员的瓦房砸烂了，有一块石头还掉到一老农手中的饭碗里，把这人吓出一场大病。还有一次，老廖和我们几个躲炮石，钻进一家人的房后茅房里，谁知我们几个同时进去，太重了，踩断了茅坑上铺的木棍，掉进了粪坑，几个小伙子把我们拉起来，山大娘把老廖的衣服换下来，拿到小河里洗了半天……”
“哎哟！这些情况我们作协都不知道啊！”铁新有些惊讶。
“老廖不让我们说呀！”乔大山说。“老廖的病，也许有一半是在我们松毛岭整下的。他在我们那里算把苦吃够了，钱也花够了。他当着主席，可不许一个人叫他主席。他夏天敢脱光身子和我们男的一块儿在黑龙潭洗澡，冬天常钻进一些老农的被窝里侃大山。‘文化大革命’后这几十年，我们再没见到第二个这么好的领导！元旦那天社员们从广播里听到老廖逝世的消息后，就催我到省上来悼念他，可是大雪封山，我们就出不来山。从电视上看到消息后，我们松毛岭的人也在6号这天为老廖开了个追悼会。你没见，全村的人哭倒一大片！我当时就想，当干部的能在老百姓的心里留下这分量，真不亏在阳间走一遭！”
“说的是！”铁新点点头
“这老廖一死，我们松毛岭在省上就少了一个亲人！”乔大山十分惋惜地说。不想他叹了口气，出其不意问铁新：“你是老廖的徒弟，他走了，你能不能把那大旗扛上，到我们松毛岭来住住？只怕你媳妇太年轻，离不开。”
铁新不好意思地笑了。“我的生活基地在矿山。不过，我以后肯定会去松毛岭看看。”
作者简介：
沈庆云，男，笔名为沈恨舟、江父。陕西省商南县青山镇龙门村人。中央党校领导干部函授本科学历。高级记者、作家。曾任陕西日报社政治理论部、政治法律部主任，陕西省新闻专业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西安市商南商会名誉会长。1995年，荣获“中国法制新闻宣传百佳记者”称号。正式出版有长篇小说《莫拉尔小姐》，散文集《大地萍踪》，理论专著《共产党人的人生观》（与陈四长等合作），新闻专著《新闻编采自我谈》及《墨迹与足迹》，法律专著《新生答问录》（与妻子吴瑞云合作）等书。在全国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报告文学数百篇（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