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卫灵公第十五》41:知止之智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41:知止之智

子曰:“辞,达而已矣。”

先生说:奉命出使者的辞令,能够不知不扣地传达国家使命便够了。

“辞”有辞令和文辞两义,钱穆先生推演,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文字发展尚达不到文辞过盛的程度。因此,钱穆先生主张,这里的“辞”指的是使者奉命外交时的辞令。

如果钱穆先生推演无误的话,孔子这段话的应用场景便被缩小了。问题是,春秋时期的书写局限,又决定了当时人以文字传世的微言大义特质。孔子这句“辞,达而已矣”还有一个推而广之的问题。试想,我们每个人的小宇宙难道不是和社会的中观宇宙互为映照的吗?如果把嘴巴或者手中的笔比作是我们内心的使臣的话,它难道不存在一个“辞,达而已矣”的问题吗?

在常人看来,学说话就是学说漂亮话,学说官话。《诗经》作为最早的诗歌典籍,说到底就是一个雅言集,就相当于今天的官话。每个人自说自话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一旦有了交流的需要,特别是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便必需有共同认可的标准官话作为中介。孔子所处的时期,要想作为一个合格的使臣,首先要学会官话。我们看《春秋》中所记载的外交场景,几乎没有不引用《诗经》的。学说话,实际上就是学说官话。另外一个场景是小孩子的学说话。我们讲一个孩子特别能说话时,更多的是在讲他能讲很得体的漂亮话。《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本身是个一文不名的青年,就是因为能说很得体的漂亮话,最后成了个社交天才的。

孔子的学问,是教人学而为人的。从学而为人的角度讲,学说话既不是学说得体的漂亮话,也不是学说官话。在孔子看来,恰是能刹得住车的智慧。

关于说话,在孔子看来,应当忧患的不是不能说,而是太能说。

一、巧言令色

一方面,我们讲“言为心声”,一个人所说的话,通常是他内心声音的外在表达。另一方面,话一出口,整个人都会成为出口之言的奴隶,围着“出口之言”团团转,甚至不惜改变自己的心迹,违背自己的内心。古人讲“一诺千金”,讲“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讲“一言九鼎”,一方面是在强调不要轻易出言,另一方面也是对出言之后对整个人的行迹的可怕影响的一种预言。

孔子讲“巧言令色,鲜矣仁”,说得就是出口的巧言足以让人改变面容去趋奉它。当一个人趋使自己的表情去逢迎自己所说的巧言时,他内心里是不会有多少仁心的,多数情况下,都是包藏祸心的。

二、巧言乱德

孔子讲:“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言外之意是在讲,言应当是德的水到渠成。如果先于德而存在,便失去了文质相谐的特质,陷入到一种过分状态。

后来,老人家干脆讲“巧言乱德”,“辞,达而已矣”,言辞,能够表达意思就好,再做过多的粉饰,反而破坏了根本。说到底,“巧言”就是在“达”之外做了别有用心的发挥的“辞”。于一个邦国而言,是要破坏邦国本身的外交意旨的。于一个人而言,则会破坏掉他内心里本来的意思。

话,恰到好处就好,说多了,都是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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