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受牵连
在璋瓦之喜和筑巢风波两篇随笔中，我把按时间顺序说事的做法，改为跨越时空之描述，是因为我是1970年结婚，第二年才大女儿诞生。而小儿子是1977年出世，时间跨度太大又不能不讲。同理，盖房子相隔时间也长，又是同类事件，我只能按照同事件讲述。今后讲到教学、设计、监理等篇时还要采用打乱时间排序的方法。敬请谅解。
我们回到1970年的严冬。
我这一生中感到最冷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信阳冬天总有半个多月下光头凌的时候，天上飘落着细细的小雨，气温严寒，小雨落在泥土路面上，很快形成了冰。小雨落在草房檐口形成的冰溜子，一亱醒来冰溜子又粗又长几孚接近了地面。有钱人脖子上挂着有棉手套的带子，双手插进手套里面。上身穿着薄棉襖，外面再加上棉大衣。
1970年的严冬比五、六十年代的严冬稍微有点暖，冰溜子只有一市尺长了，严寒持续的天数也短些。可能是我已经有旭芝亲手织的毛线衣，和妈妈亲手缝制的对襟棉襖，加上施工队每月两双白帆布手套。穿着暖心的原故吧。
专建公司的员工们只要大雪纷飞地下个不停，都会自动的从四面八方的工地上涌进自己的施工队，在驻地特有的工具房里，进行“冬训”学习。“文化大革命”已经五个年头了，学习的内容仍然是老三篇和两报一刊的社论。如果出了太阳，再冷的天也有人在院子里晒太阳，家长里短的闲聊。常期不见面的小媳妇和光棍们亲热地打情骂悄。
一天我和旭芝吃了早饭，踏着雪从樱桃園走进一队的前院，九点多了，太阳底下没人，院子里静悄悄。旭芝的电工班在材料库房院内，她自然而然的去了电工房。
我虽然正式㝉布行使工长权力，由于常年在外，施工队办公室里都没有准备我的座位，我也从没计较此事，和旭芝分手后，不由自主地跨进了泥工四班的工具房里。
本来屋里议论纷纷，当我推开门的时候，屋子里面突然安静下来。我主动的和工友们打着招呼，可他们的表情很冷淡。
近两年来，平时在施工队里，在工地上，对我的称呼逐渐的由小赵变成赵师傅，不知不觉的由赵师傅演变成了赵工或者赵工长。
平时与我最要好的几个同龄人，只是轻轻地对我点了点头。
我想，我是工长了，生疏了？不对呀，我从未做过什么高他们一等的任何表现呀。我没趣的拉开门，想到去办公室问个究竟。当我经过窗口时，影影约约的听到了里面传出的疑问声，“他不是一夥的呀？”
我在办公室院里的墙看到了批判吕永琛支书的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很一致，“揪出包癖地富子女的吕永琛！”我明白了一点点，也增加许多迷茫。
刘官从办公室出来，面无表情的对我说，先回班组学习，天晴了回起重所工地，有事再通知你，一定要把本职工作做好。也别瞎想。
回起重机械研究所项目部当我的工长。从进场到现在已经近两年了，所有的单项工程主体全部都完工了，内部抹灰也部分结束。
因为住宅楼设计按单元式，每家每户都有厕所、厨房，（現在已经很普遍了，五十三年前是信阳市唯一一家最现代化）的方案。增加了大量的水电工的工程量。
按照公司规定，泥工施工队的电工班是为施工服务，不具备水电设施的安装条件，承接的水、电设施全由机械化施工队安装。机械化施工队和木泥工施工队都是独立的党支部和领导班子，他们是平等级别。公司经理办公室下达的施工计划，双方必须执行。双方只能互相配合。
我在这里实践了多工种，配合协调工作的组织方式。也因为调不动水、电工的资源（人力、材料）而干着急。
1977年以前，在政治第一的条件下，很多工厂停产闹革命属正常现象。起重机械研究所项目几乎没有停工，因为水、电线管没人安装导致了泥工木工的后续工作难以进行。我在向施工队如实汇报的同时，也主动和机械队水、电班班长直接联系，把住宅楼的水电安装进度比公司的计划向前调整。
起重机械研究所从农场调回信阳市的工程师们，都想早点住进宽敞明亮、厨卫设施齐全的新住宅。按照现在建设部的规定，没有经过五家责任主体联合验收签字的房子，不允许任何人住居。
母连长和我商量，我请示刘官，对有家属的工程师开了绿灯。机械化施工队里的水、电班长按我提供的房屋号，优先安排水电施工。我同时调来少量的木工、油漆匠按房号完善至交工条件。我与甲方代表约定了口头协议，凡是准备住人的房子，住人前双方必须先验收。一旦甲方的工程师们搬进去住，该房的一切维护工作，均由甲方自己负责。
母连长，刘官、甲方代表都满意。
1971年夏天。我接到了去信阳市人民广场参加公审大会的通知。
信阳市人民广场就是现在的体彩广场部位。但四周没有房子，西侧没有北京路，凯司令餐厅及以北的小区是一片树林。东侧的路和露天体育场也属人民广场范围。南侧是由老城墙推平填满护城河成为人民广场的一部分。北侧现在的申碑路叫三民路，只有现在的一半宽，在主席台西北角进三民路附近有一座古亭，大家都叫接官厅。过接官厅的路斜向直插到肖家湾路口。北侧正中间只有一座三面有墙的主席台。主席台比广场高约1.8M。两侧用砖头砌成的踏步和扶手墙。
广场正中有个标准足球场，围绕足球场修有400M的环形赛跑的跑道。
人民广场是信阳市的多功能广场。记得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的城乡物质交流会也在人民广场召开。广场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我接到通知的同时，各班组的工人都接到了通知。那时候信阳市上千职工的单位很少。信阳专建（筑）公司，信阳专运（汽车运输）公司是两个最大的县级单位。在人民广场给我们两个企业定位在主席台下正中偏西，按每排20人的宽度划分了固定的位置。
我从樱桃園出发向西到统一街，从统一街向北跨过东方红大道，径直走向广场的南入口。抬头看见在主席台上眉挂着，“公审大会”的白布黑字标语。我按照习惯走到专建公司的专留位置区。专建公司到位的人基本上都是在肖湾上班的干部职工。没有看到二施工队的人。我和熟悉的人打着招呼，站到一施工队的人群里。
太阳照在毫无遮掩的广场上。人群中的热度逐渐上升，人们拿起报纸、杂志用来遮阳或者当扇子搧。个别胆子大一点的人已经向西侧树林里移动。我知道通知我來开会，是让我來接受教育的。平时砌墙，运砖挑灰全在太阳底下暴晒，八九点钟的太阳威力，在我面前就是小菜一碟。我喜欢穿工作服，汗水多了用左右袖子擦一擦就过了。我怕有眼线就不向树林撤，和工友们一起山南海北的神聊。
大喇叭终于有声音了。主席台上有法院的公安的领导和干部、警察，我是从他们穿着白色警服判断的。
会议的声势较大，时间较短。法院里法官宣读了判决书，是一起向香港某街某号寄信的“现行反革命”案件，两名罪犯一名判无期徒刑，另一个人认罪态度好，主动上交了作案工具—一台收音机和书写文具，被免予刑事处罚，当场释放。
当听到被释放人的名字在广播里面出现时，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当被释放人在台上解除手镣，走下踏步的时候，我发現是我认识的人！不但认识，我们的编制工资表还在同一张表上，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俩平时的称呼呼是“老同学”。
他是我初小（1到4年级）时期的同学。我认识他的时候是他哥哥领着他生活。考高小后就没见过面。他比我进专建的时间早，不同点是他是力工，我是考级别的泥工。他的工资每天1.25元，我的工资每天1.48元。他的工作是筛沙活灰，运砖运灰，我的工作是砌墙抹灰。但他当上了材料员。
宣判大会过后，宣布我行驶工长权力的支部书记调任总公司，任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我被不清不楚地留在起重机械研究所工地上。最后连一条老濠沟的回填土工程我也承接。留给我的工人是几个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年轻工人。
《 老子五十八章》中说：“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这时候的我更加清楚明白了窗下工友们议论“他为啥没进去”的实际意义了。我被牵连受到怀疑的时间较长，是祸还是福？！
回想起来，它在我漫长的人生路上应该是福，因为它给予了我很多时间让我阅读，钻研建筑理论的书籍。我找老同学借了高中一年级的数学，专功了三角函数的概念和应用。我不是读死书的人。我把三角函数中与施工有关系的公式和比值牢记心中，把它们之间的理论推导，只记住一个园和园心为轴的十字线，再在第一项限里画一条可移动的钭边，角度钭边数轴都有，正弦余弦、正切余切的关系和推导过程会一目了然的出现。
虽然祸福所依，我享受了两年，可我的“工长”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去消了。
旭芝的脉管炎也好了。
信阳欲建第一座大型发电机组，工程交给了一队。谁任工长？我的命运如何？请看下篇《刘官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