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伦·霍妮，1885年出生于德国汉堡附近的一个村庄，她的童年过得并不快乐。
对于父亲，霍妮有一种矛盾的情绪。
他的父亲，固执而大男子主义，拥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和传统观念，坚持认为丈夫是一家之主，女人应该温柔顺从，对于霍妮的管教也严厉而刻板。
这种情况下，霍妮下意识的更亲近母亲。因为相较于父亲而言，母亲受过更多文化教育，宗教信仰也更自由，并且坚信女性应该要独立，母亲给予霍妮更多的宽容和支持，让霍妮本能的更加厌恶父亲的粗鲁，专制，独裁。
但遗憾的是，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似乎都更加偏爱她的哥哥。这让霍妮感到被拒绝和被忽视。
在和父母的相处中，她最开始极力讨好父母，渴望得到更多认同和认可，可当她足够乖巧和懂事，并没有换来相应的回报时，这个年仅9岁的女孩，开始变得早熟，想法很多，并且很叛逆。
她说：如果我不能漂亮，我决定变得聪明。
但事实上霍妮很漂亮，只是她自认为自己很丑，并不断被自己并不存在的缺陷干扰。
也是同一个时间段，她对自己的哥哥产生了迷恋，十几岁的哥哥对她而言，是如此完美，令人羡慕，但遗憾的是，他的哥哥当时刚好因为步入青春期，开始产生性别意识，所以不再像童年时期一样关爱妹妹，反而将越发黏自己的妹妹毫不留情的推开。
哥哥的举动再次让霍妮感到自己被拒绝，这导致她第一次陷入抑郁状态，并被这个问题困扰了一生。
霍妮十九岁的时候，她的父母离婚了，2年后，霍妮不顾所有人的反对，以及当时社会的刻板印象，而选择进入了医学院，那个时候女性上学读书尚且不多，更何况是选择读医。
父亲坚决反对，母亲支持霍妮的举动，并成功说服了父亲。
但正如弗洛伊德预言的那样，一个拥有专制父亲的女孩，长大后往往嫁给与父亲相似的男人。
霍妮在1909年，她大约24岁的时候，遇到了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奥斯卡·霍尼，并很快与他结婚，次年生下大女儿，到1915年为止，两人一共育有三个女儿。
1911年，霍妮的母亲去世，给霍妮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大约从那时开始，心灵和生活的重担，开始压得霍妮喘不过气来。
一方面，养家糊口的压力，让她必须在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两个专业中，选择自己未来要从事的职业方向，另外一方面，身为女人，琐碎的生活事件也烦扰着她。
在事业拼搏和履行家庭职责之间，辗转切换的霍妮感到很痛苦，她疲倦而沮丧，但生活并没有好转。
起初，奥斯卡的独裁还能忍受，霍妮虽然感到他对孩子的管教过分严苛，但她没有干预，觉得这样的氛围对于孩子的长远发展有利，并像当初自己母亲所作的那样，去鼓励孩子们独立。
但几年后，大约是1923年左右吧，奥斯卡事业失败，并患上了脑膜炎，他的粗暴和严苛开始变本加厉，而同年，霍妮的哥哥因肺部感染而去世，享年40岁。
家庭层出不穷的变故，工作和生活琐事的干扰，让霍妮变得非常沮丧，在休假期间她甚至产生了出海自杀的念头。
1926年左右，霍妮带着女儿们离开了奥斯卡，1930年左右，她来到了当时被誉为世界知识之都的布鲁克林，在这里，她与埃里希·弗洛姆和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等知识分子成为朋友，并根据自己作为心理治疗师的经验，发展了关于神经症的理论。
霍妮起初师从弗洛伊德，但是当她自己成为心理治疗师后，她开始质疑弗洛伊德关于女性精神问题的一些理论，因为她发现弗洛伊德的理论，常常不适合的她的患者。
1930年代，霍妮在著作中公开提出了反对意见，她认为弗洛伊德所谓的阴茎嫉妒和拒绝女性气质，并不是女性与生俱来的生物学基因，而是后天文化造就导致的女性心理愿望的一种转化。
后来霍妮进一步结合自己的心理治疗，开始完善自己的观念，总体而言，霍妮坚信，所有人都会自然的寻求自我实现，即寻求对自己内在世界的深刻理解，任何干扰这种自然趋势的因素，都会造成情绪障碍，也就是所谓的神经症。
至此，她和弗洛伊德主义者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直到1941年，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取消了她的资格。
霍妮的精神分析社会理论，基本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很多人的神经症来源于童年被漠视的经历，如果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足够的爱与关注，指导，尊重和成长机会，孩子会出现心理发展受阻。
在童年时代无法满足的情感需求，会发展成对父母的基本敌意，并因此遭受基本的焦虑，防御焦虑，冲突和解决冲突的动态过程。
在霍妮看来，人们通常采用三种方式，来对抗基本的焦虑：向人靠近，与人对抗，或者与人远离。
很多正常人可能也会使用这其中的任意一种方式，但是神经症患者被迫强烈的依赖一种方式，这种强迫行为会让他们产生一种基于内部的心理冲突，可能会采用理想化自我形象的方式，或者自我憎恨的方式来表现。
理想化自我形象的方式表现为，对荣耀和他人认可和喜爱的过分，乃至神经质的追求。而自我憎恨则意味着对自己的蔑视贬低和自我疏远。
但不同于精神分析学派将一切归咎于童年，霍妮坚持认为，社会和文化条件，尤其是童年经历，在塑造人格中起着主要作用。因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环境，也会决定一个人的认知问题。
霍妮在《我们内心的冲突》中，着重介绍了冲突的重要原因和神经症冲突的解决方案。在霍妮看来，神经症患者就是一个在世间裸行的孩子，在这个潜在的敌对世界中，神经症患者感到无助和孤立，在强迫性走向人群，反对人群，或远离人群中寻找安全感，并且这些动作构成了他们的生活哲学和人际关系模式。
基于对神经症患者的解剖，霍妮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发展了自我理论。在霍妮看来，真实的自我是个人的核心，是内在的，建设性的，进化的力量的源泉，在有利的环境下，这种力量在自我实现的动态过程中不断增长和发展。
如果你很健康，你对自己的身份会有一个准确的认识，然后可以意识到自己的潜力，并致力于自我实现。
霍妮还提出了「进化的道德」，即提高自我实现是道德的，而阻碍自我实现的一切都是不道德的。
神经症患者最大的问题是，要么自我理想化，并努力争取超越他人，而罔顾自己要什么，要么就是自我憎恶，自己与自己交战，自己增加自己的痛苦。神经症患者在自我完美，和自我厌恶之间两级反转，缺乏正确的自我认知。
总之，对于神经症患者而言，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绊脚石！
当神经患者终其一生，在这两个都不可能实现的虚假自我之间摇摆时，神经症患者就脱离了他们真实的核心自我，并无法发挥其潜力。
这也是当今时代，当人们越来越谈及自我，我往往会下意识的泼冷水：你真的了解自我？会不会，你一直以为的自己，并不是真实的自己，所以你坚守的自我，才不会给你带来快乐呢？
这也是我时不时在读书会推荐心理学书籍的原因，因为确实可以有效帮助我们探究真实的自己。
我一直都很喜欢卡伦·霍妮，因为没有读她之前，我从未真正认识自己。
那个时候我只觉得自己活得痛苦，却常常找不到痛苦的原因。
很多人说她是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先驱，开拓了女性心理学发展的版图，但在我心中，卡伦·霍妮一直是一个敏感的，神经症的小女孩，终其一生在治愈患者，更是在努力疗愈自己。
她的敏感让她活得痛苦，但也让她成为内省的天才。
所以还是那句话，你能承受多少复杂，多少痛苦，就能多大程度的实现自己的最大潜能。
霍妮曾经说过：只有当我们愿意承受打击时，我们才能有希望成为自己的主人。
所以在读这本书时，你做好准备了吗？
文 | 巴黎夜玫瑰
图 |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