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读「论语」15.25：为政岂能无毁誉，直道只因有斯民

「卫灵公篇第十五」25

【原文】

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译文】

孔子说：“我对于为政者，曾毁誉过谁？若（民众对为政者）有所毁誉，那一定是民众有感而发。正因为有如此（毁誉为政者的）民众，三代才会有为政者能直道而行。”

【注释】

“人”，此处指为政者，亦即在位者。与后文指无位者的“民”相对。

“毁誉”，非议与赞誉。常用语，可不译。毁，此处指不实之谤；誉，此处指过美之名。故朱熹注曰：“誉者，扬人之善而过其实”。

“有所誉”，应为“有所毁誉”的简略。指民众对在位者有所毁誉。

“其”，殆、大概，表示推测。

“有所试”，意即有感而发。试，用也、尝也。指民众对其所“毁誉”之事有亲身体验和感受。

“斯”，此也。指“有所誉者”。

“三代”，指“三代之人”，即夏、商、周三代的在位者。

“直道”，最合义之道，正道。专用名词，可不译。

【评析】

本章有几处语义不清。比如，是谁“有所誉”？又是谁“有所试”？若如诸注所言皆出自孔子，那么从“斯民也”开始的后段与前段之间，又有何内在的逻辑关系？另外，“三”是虚指还是确指其数？如是虚指，那“三代”即泛指“历代”；若是确指，那“三代”是指“尧舜禹”？还是指“夏商周”？此外，“直道而行”者，究竟是《论语集注》中所指的“斯民”呢？还是《论语注疏》中所指的为政者？由这些歧义所产生的组合，使得各注对本章的解读要么莫衷一是，要么不知所云，令人颇感费解。在经连续数日的苦思冥想之后，笔者以为下解或许可备一用。

孔子说：我对为政者没有毁誉。但是在《论语》“八佾篇”中，孔子曾批评鲁国正卿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曾批评鲁国三桓僭礼而“以《雍》彻”，曾批评管仲“器小”、“官事不摄”、“不知礼”；在“泰伯篇”中，孔子曾称赞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曾称赞尧帝“大哉”，在“宪问篇”中亦曾称赞管仲“如其仁、如其仁”，等等。因此，本章的“毁誉”并非是指不失公允的“毁誉”，而应是指有失偏颇的“毁誉”。前者多半出自君子的理性言论，后者则多半出自民众的感性抒发。因为小民不像君子那样有智识而谨言，同时也容易受到信息不对称的局限。

古时没有广播、电视，也没有报纸、网络。那时民众对于为政者的“毁誉”，多半是以诗歌的形式流传。比如，《诗经》作为周代为政者了解民情民意的施政参考，就是反映民间苦乐和讽谏时政的各类歌谣的结集。《诗经·魏风》中的著名诗篇《硕鼠》就是对为政者重敛于民之“毁”，而《诗经·鲁颂》中则有对鲁僖公宽俭爱民之“誉”。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参见《善读「论语」2.2》）。就是说：《诗经》三百篇，总而言之，都是“真实民意”的反映。虽然其“毁誉”可能有失偏颇，但却是民众在生活中的亲身体验和真实感受。故“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乃是指民众而非指孔子。

对于为政者而言，民众的“毁誉”就像一面镜子，可以直接反映其治国理政的实际效果。因此，中国自古就有重视民意的为政传统。相传上古尧帝之时就已有用于听取民情民意、批评为政过失的“进善之旌”、“诽谤之木”和“敢谏之鼓”；周朝时，太子还要通过诵《诗》来感受民情民意，通过读史来汲取历史教训，并主动收集民间舆论以了解为政得失。正因为有了民众对于时政的这些“毁誉”，为政者才能了解为政得失，进而兴利除弊、“为政以德”。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孔子非常推崇郑国贤相子产，曾说他“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参见《善读「论语」5.16》）。子产在执政之初，曾因推行改革而得罪了一些人。民间遂有“子产不仁”之“毁”，甚至有民谣传诵欲杀子产。

当时民众议政的场所主要是在“乡校”，因此便有人建议子产毁掉乡校。子产却反对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子产认为乡校如同老师一样，可以让为政者了解为政得失。

子产还认为应当尽力为善以减少怨恨，而不应使用强权去消除怨恨。因为禁止言论虽然容易，但却像筑堤防水一样，越是大的堤坝，一旦决口，其所造成的伤害也就越大，其所导致的结果也越无法挽救。《荀子·王制》云：“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因此子产主张开通言路，纾解舆情，并听取民间议论，以为治疗弊政的良药。孔子后来听说了“子产不毁乡校”之事后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由于子产之政惠及百姓，使得郑国“家给人足，囹圄空虚”。民间又开始盛“誉”子产道：“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民间对子产的“毁誉”，正是对“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的极佳诠释；而“子产不毁乡校”，为政惠及百姓，则是对“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的绝佳注释。

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参见《善读「论语」13.4》）。所谓“上好礼、上好义、上好信”就是“直道而行”。哪里有“直道而行”的为政者，哪里就会有民众归往；哪里能包容并重视民众的“毁誉”，哪里的为政者就愈能“直道而行”。

“直道而行”的为政者，能如《弟子规》所言的那样“闻誉恐，闻过欣”。既不醉心于“誉”，更不迁怒于“毁”。对于民众之“毁”，如实的就“有则改之”，不实的就“无则加勉”。如果为政者连最温和的“毁”都无法包容，连最无耻的“誉”都欢颜笑纳，那么除了满朝邪曲之徒和天下誉谀之辈，哪里还会有“直道而行”的国家和社会？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除了有为政者政治自觉的因素，对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顾忌应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古时民众可自由迁徙。因此，哪里能有活路，民众就流向哪里；天下皆无活路，民众就揭竿而起。因为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这样的政治生态，使得为政者不能不顾及民众的感受，也不能不包容民众的“毁誉”。然而，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更替历史已经充分说明：充满血腥暴力、对社会极具伤害的“揭竿而起”虽然代价巨大，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有道者处之”的问题。而现代民主政治实践则充分证明：只有从制度层面入手，将国家机器的角色，由权力的捍卫者，转变为“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的制度的捍卫者，才是实现政治文明的务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