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传——2

故里家世

杨绛原名杨季康，于1911年7月11日出生在北京。她的父母都是江苏无锡人，其父杨荫杭是一位饱读诗书，刚正耿介，不畏强权的‘疯骑士’，赴日留学归来后，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活动，如当时无数有志青年一样，为祖国求一条生路而殚精竭虑。

后因清廷通缉而出国躲避，再次前往日本和美国求学，其开阔的眼界和卓越的见识，都为杨绛之后的成长环境奠定了基础。

而杨绛的童年时期恰逢旧中国在二十世纪中波澜壮阔的百年巨变，她出生于辛亥革命前夜，旧的王朝已经雨打风吹去，科学和民主的思潮日渐深入人心，在这种家风和社会的多重影响下，杨绛出落的越发灵性，对知识也更加渴望。

可好景不长，在1917年5月，杨荫杭因得罪了权贵，而被迫离京。这次行动十分匆忙，当时在上初小三年级的杨绛还在院子里玩耍，就被家里带到了火车站。而后一家人在无锡沙巷暂且住下，却遭遇了更大的危机。

当时国民卫生条件十分艰苦，周围几个住户都得了严重的伤寒症，杨荫杭也没能幸免，他由于几度留洋所以只相信西医，但当时做病理检验十分困难，要把检材送去上海化验，一个星期才能有结果。

这样一来二去，也没查出什么眉目，反而病情更加恶化。无奈杨母自作主张，延请无锡一位名家前来诊治，但这位医家一号脉，却面色一沉，认为病人已经病入膏肓，可以准备后事了。

杨母只能另请华实甫先生，死马当作活马医。最后奇迹发生了，杨荫杭死里逃生，最终保住了一条性命，此事也对杨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对此她感慨道：我常想，假如我父亲一病不起，我如有亲戚哀怜，照应我读几年书，也许可以做个小学教员。不然我大概只好去做女工，无锡多得是工厂。

此种生离死别，人间沧桑，不禁使杨绛产生一种世事如烟的喟叹，而或许也正是早早的经历此种，才让她之后的文字多了几分人生的感悟。

求学之路

杨荫杭痊愈后想另换住处，巧合的是，新换的房子正是杨绛未来的丈夫，钱钟书家租居的流芳声巷朱氏宅的旧屋，那也是杨绛第一次到钱家，却没有遇见钱钟书。

而后1920年，杨绛又随父母迁居上海，她和三姐跟随大姐在启明女校寄宿读书。

而其父在上海申报馆做主笔，同时又想重操律师旧业，便想着离开复杂的上海，在苏州买了一座宅子，名为安徐堂，里面有一间高大的厅已经破落不堪，当地人称之为一文厅。

明代时魏忠贤横行霸道，有人奏称‘五城造反’，苏州城就是其中一个，有位徐老爷把五城改为五人，保护了苏州城的百姓。于是苏州百姓感念老爷恩德，一人一文钱募集了款子，建造了这个‘一文厅’。

但在刚搬进去时，宅子里蚊虫不少，于是杨荫杭开出赏格，要孩子们捉虫换钱。在杨绛看来，这种‘劳动教育’其实是美国式的鼓励孩子赚钱，而不是教育劳动光荣。她是对这种赚钱方法不感兴趣的，她和母亲一样对身外之物看的很淡漠，杨绛淡泊名利的性格，或许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养成的。

定居苏州的时候，杨绛在苏州振华女校念中学，那时正值北伐战争，学生运动很多，常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一次，杨绛也被推选去搞宣传。

但她不太想去，原因很简单，不是她不‘先进’，而是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而学校规定，如果家里不赞成就可以豁免一切开会、游行等行动。

杨绛周末回家的时候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父亲没有答应，而是教她敢于表达自己的态度，想拒绝的就要拒绝，不要假借他人名义。于是她便只能硬着头皮回去表明态度，后来的事情也确实证明，不少女同学上街演讲，被一些心怀鬼胎的人非礼。

由此可见，杨绛对政治的不感兴趣，由来已久。就这样，杨绛的中学时光在父母身边无忧无虑的度过了。

1928年夏，杨绛准备报考大学，这时清华大学刚开始招生，但是不到南方来招生，她只好考入苏州的东吴大学，即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的前身。上了一年学之后，学校让他们分专业，但比起理科，杨绛更喜欢学文，但当时的东吴大学没有文学系，只有法预科和政治系。

于是杨绛又去求助父亲，杨荫杭开导她说：“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喜欢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但父亲又不让她学法，所以最后只能读了政治系。可杨绛对政治毫无兴趣，只求功课过得去，空闲时间都花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遨游书海。她在这读了大量的原版文学书，外语水平日益长进，也为她之后的翻译家道路奠定了基础。

杨绛在东吴大学读三年级的时候，苏州振华女校的校长为她申请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但她考虑到家庭的负担，和未来安排，便谢绝了留学的申请，之后努力考上了清华研究院去攻读文学。

她的大学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二十世纪初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余额创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初建时名为清华学堂，辛亥革命后更名为清华学校，一九二八年夏天，正式改为国立大学，次年开办研究院，按照各学系分别建立研究所，其主任由系主任兼任。

所以当时清华研究院的外国语文学部其实和外文系是一套班子，由王文显先生担任主任。王文显是著名的戏剧家，获得伦敦大学学士学位，曾任中国驻欧洲财政委员，伦敦《中国报》编辑，英国报界工会会员，归国后在清华大学留美预备部任教，一九二一年暂代校长，一九二四年改兼任副校长，其教学期间开设《外国戏剧》、《戏剧专题研究》、《莎士比亚研读》等课程，引领了一代人对于戏剧的热爱，杨绛后来从事剧本创作，与他的影响密不可分。

当时杨绛出于文学创作的需要，还选修了朱自清教授的写作课。朱自清慧眼独具，发现了杨绛身上的独特潜质，在课业中看到杨绛的处女座《收脚印》后极为赞许，并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

在杨绛的大学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决定她一生命运的事，这就是与钱钟书的相识与相恋，对此她的母亲常取笑道：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彼时的钱钟书早已经名满清华，一九二九年，二十岁的钱钟书报考清华外文系，中英文极佳，只是数学考了十五分，校长罗家伦起了爱才之心，才破格录取他。

入学后钱钟书学业不错，在学校里名气很大，写起文章来纵横捭阖，臧否人物口无遮拦，充满了年轻人身上的劲头。

于是两人在校园里恋爱了，并且第二年就订了婚。期间钱钟书鼓励并帮助她报考清华外文系的研究生，指点她要看哪些书，杨绛自学一年，于一九三三年夏，考上了清华外文系的研究生，和季羡林做了同学。

订婚之后钱钟书便移居上海，在私立光华大学任外文系讲师，兼任国文系教员。杨绛则返回北京攻读研究生。

这一对天作之合的璧人，即将在风雨飘摇中，履行他们白头偕老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