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的华夏文明》57第四章千锤万凿出深山11

四、海上丝路与马克思主义对华夏文明的改造

  1、宋元两朝——陆上丝路向海上丝路的关键转折期

唐朝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胡汉联盟逐渐瓦解。路上丝路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日益成为汉人的隐忧。胡汉的隔阂在加深，虽然这加快了部分内附胡人的汉化过程，但是对那些主体性很强的胡人族群而言，这形成了类似今天民族主义的族群区隔对立。

随着华夏造船术和航海术的不断发展，这一时期在技术层面已经可以支撑海上丝路的大发展。于是通过开发江南，将海外贸易的出发地南迁，并将商路侧重由北方的路上丝路逐渐南迁到海路上，就成为历史必然的趋势。而这个趋势在中国的发展，加速了路上丝路的重要性降低。这个降低的趋势如果不加以人为干涉，则必然形成将北、西方的各游牧部族，逐步驱离出丝路利益的客观结果。这直接加大了胡汉各族基于丝路利益分配的矛盾。

这种趋势，在北宋建国之初没能从辽国拿回之前‘儿皇帝’出卖掉的燕云十六州后，加速发展起来。

中原政权丢失燕云十六州，北方长城防线漏出一个大窟窿，宋朝的国家安全底线尽失，这让北宋立国就处于极端不利的战略地位。公元1002年，控制甘肃、陕西等地的党项人（西夏）攻占西北重镇凉州（今甘肃武威），将宋朝与西域的陆上丝路联系切断。随着公元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党项人开启了近200年的路上丝路收费站的生意。这就导致宋朝开国之初，别说占据西域实现丝路利益最大化成为野望。就连家门口的长城防线都漏洞百出。而随着河西走廊几乎完全失守，国家的战略安全日益恶化。为了稳定局势，经过宋辽长期博弈后，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暂时缓解了北方的战略危机。每年给予辽国定额‘岁币’，给予西夏‘岁赐’，两者多时每年送银近三十万两，绢四十万匹，还有大量茶叶等丝路商贸紧俏商品。这短暂维持住了北宋的国家安全稳定。由于军事行动达不成战略目标，于是加快南方经济建设，并加快海上丝路的发展，成为宋朝自觉与不自觉的发展必然。而随着这些战略目标的逐渐实现，南方逐渐成为国家利益的主要产出地。宋朝大量利益集团将大量国家资源倾斜向国家的南方，而北方面对着北方辽、西夏、以及后来的金、蒙古威胁，日益成为战略包袱和战略负担。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南方快速发展——重视南方——北方的战略地位被轻视——对北方战略资源投入的不甘——更多战略资源南倾——北方地位继续下降。于是本身宋朝就在军事建设中出现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导致宋军战力不足，还因为战略重心南倾，客观放大了宋朝整体在北方战略博弈的意志不坚定。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所言：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

虽然，对辽、西夏的岁币、岁赐极大地增加了国家的战略负担，但是问题更大在宋内部。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鼓励商贸发展的朝代。内部经济发展，海外贸易不断增加，但是不断增加的财富却形不成强大的国家实力，更形不成强大的国家行动意志。否则王安石也不会抱怨“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这集中体现在了“三冗”问题上，“冗官”“冗兵”及“冗费”，有学者估算北宋每年财政三分之二被三冗消耗掉了，再加上岁币、岁赐的巨大负担，虽然高薪养了大量的军队、官员。但是从历史现实可见，官员为政无能，军事作战不利。【此处大略说下笔者个人对宋朝所谓积弱积贫历史现象的成因的看法：宋朝一朝虽然在经济商贸、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表现出色，但是在政治、军事等领域的表现，让后人非常诟病。大致原因有几个，一是从唐后期开始军阀藩镇割据发展出的近百年五代十国大混战，这个华夏历史上第三大大分裂时期（前两次是春秋战国550余年左右分裂期，魏晋南北朝360余年，五代十国仅五十余年，就算加上唐末期黄巢起义后的藩镇割据时期也不足一百年。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现象，因大一统的不断加强，在总体上呈现分裂期越来越短的趋势。从宋开始至今，朝代轮替基本都是紧密衔接的），将汉末逐渐发展出的世家势力消灭殆尽。没有以往世家对政治的高度控制，汉地的政治结构呈现松散化和扁平化趋向。这给了宋朝建立后，实现全面科举制从平民中选拔人才提供了基础。二是五代十国混战历史，或许因为总人口增加，生产力进步，所以导致战争对平民的伤害非常严重，民心反战，民心思定。三是当大量平民精英靠科举选拔上位，结合社会普遍的民心思定，反感战争心理，及被皇权巩固的需要利用，兴文抑武，形成了对军事能力的严重抑制。传统的贵族阶层天然就有带兵的能力和责任，君子六艺里，‘射’‘御’都是军事技能。勋贵投笔从戎，文武职务的随意转换是传统贵族的基本素质和能力，所以传统贵族基本自身就是武勋。但是贵族的能力是靠长期养成的。孔子没有家学培养，也不会学成如此的本事。但是对平民而言，他们根本没有这种环境和条件。尤其是军事能力的养成，任何朝代都根本不可能允许民间对此有丝毫染指。因此当宋朝通过大规模科举选拔出平民人才作为文官系统的主体，而皇帝为了统治稳固，以文抑武，就等于用没有太多军事素养的平民出身的文臣去压制那些有军事素养的武勋。甚至在很多时候，让这些文官越俎代庖介入军事。这就是让外行领导内行，职业军人的主观能动性调动不起来，军事能力上不去就是必然。四是随着大量平民出身的高级官员遍布行政体系内，他们的出身必然将视角关注向他们出身的阶层，这就是宋朝经济大发展的动因之一——平民阶层的主观能动性被皇权政策全面调动激活。而宋朝商业经济大发展又反过来带给了这些士大夫们可以动用的大量资源来对此关注付诸行动，这就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但是这种循环虽然促进了商业、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大发展，但是负面问题也出现了。比如遇到灾荒将大量灾民收入厢军，某种程度上，把军队当成了一个福利制度。北宋理学渐起，前面讨论过，这就是对平民弱者的关怀，让华夏文明进入信仰以强化这些平民出身的士大夫的心胸意志。这种专门的‘强化’意志，在某个方面就等于说明，与传统贵族比较，平民出身的士大夫们相对性欠缺强悍、强大、坚强的意志品质。古代贵族，其身份特权与其所要承担的责任是对应的。面对激烈的政治甚至武装斗争，以及更加惨烈地与外族的竞争。需要极其强大的心理状态和相关应对问题寻求胜利的能力，这些都是传统贵族从小养成的能力。但是平民出身的士大夫，在其心理意志的养成期，没有这种心理建设的大环境。更重要的是，传统贵族自身就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所以贵族不仅对上位贵族负责，更重要的是要对自己权力负责。而全面科举制选拔出的广泛的平民出身士大夫阶层，在郡县制中，他们本质上只是皇权的‘雇员’。因此虽然他们能拥有与皇权共治天下的‘虚幻’权力，但是他们事实上对这个权力没有责任。因为法理上国家权力集于皇帝一身，因此责任也仅在皇权一处。这就是为什么范仲淹提倡‘进亦忧退亦忧’的原因。士大夫如果最终实现真正从皇权分到部分国家核心权力的目的，就得承担相对的责任。因此士大夫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先行一步，先承担责任，将国家治理做好，使得皇权无法脱离与士大夫的分权结盟。那么最终士大夫阶层是有很大机会从皇权处得到越来越多权力。（这个情况发展下去，或许真有一天，能实现一种中国特色的“君主立宪”社会形态。但是宋朝开国现实局面就是面对游牧族群的激烈竞争局面。实践更需要强调效率。尽管宋朝的政治制度发展更加先进文明，但是对效率的影响在跟外族博弈过程中，这是致命的。）所以从政治层面，理学事实在给平民化的士大夫阶层、官僚体系补全总体信念意志偏弱的现实。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士人必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事实就是提示以天下为己任。这种原本是贵族的责任，现在既然平民出身士大夫大量出现，甚至占据政界主流，那么国家责任就需要平民出身的士人阶层担下来。而之所以当时要这么提，就必然是这个责任感的在当时的普遍的欠缺，这就是宋朝后平民出身的士人阶层的普遍欠缺的短板。所以三冗问题事实是皇权、士人、百姓，自觉与不自觉共谋下的共同产物。为什么宋朝整体呈现出对外博弈的软弱状态？虽然原因众多，但是全面科举制造就的，执掌国家的平民出身的官僚体系的意志的相对性软弱是原因之一。宋神宗与大臣文彦博讨论变法时，文彦博所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139]”之所以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软弱，不能把责任全怪在宋朝皇室的头上，既然皇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发育不完全的士大夫阶层要为宋朝的命运承担应有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