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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129--《曾国藩的经济课》- 量化的历史观
2020年4月25日第1次阅读
可读性80分
张宏杰
这已是自己读过的第十个版本的曾国藩了，唐浩明、墨香满楼、宫玉振、梅寒、冯唐等等，但之前的版本都像“语文书”，或者说太“高级”，而这本以张宏杰老师博士论文为基石的学术之作，史料扎实、论据可信，则更像是“数学书”，满篇的数字特别符合自己的量化理念——少听人怎么说，多看其怎么做。我先贴上张老师的两张表，每一个数字都有史料支撑，大家看看是华罗庚的感觉还是中纪委的感觉。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又复杂的一位人物，不过人们在历数中国历史上著名清官的时候，往往遗忘了曾国藩。究其原因，可能一方面是因为人们过多聚焦于他的功业道德文章，忽略了他琐碎的经济生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曾国藩本人，唯恐得到清官之名。他的一生，可谓既“清”又“浊”，以“浊”为表，以“清”为里，这种居官行事的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
曾国藩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或者军事家、思想家，他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人，是一个既有灵魂又有体温的人。
通过观察他的经济生活，窥探这个传统社会最后一个圣人少为人知的一个侧面，我们可以衡量他在这个最隐蔽的角落，呈现出来的真诚与虚伪，同时通过曾国藩这个个例，我们获得晚清社会生活的一个特殊断面，比如可以穿越门禁重重的大小衙门，观察晚清官场的种种微妙而复杂的规矩。
张宏杰老师的书看起来着实有趣、引经据典，其中几个数字自己存疑，通过网查与翻史一番回来，竟丝毫不差、相互印证，同时对很多古人每日日记的习惯惊为天人。全书十三个章节，我将其分成在朝为官（京官）与地方为官（总督）两个逻辑块与大家一起窥探下中国最后一个圣人的“支付宝记录”。
一、京官时期
平民百姓想要改换门庭，最重要的途径当然就是科举，然而传统时代，科举的录取率极低，最低一名的功名——秀才，录取率不到1%左右。至于举人、进士的功名，当然更是难上加难，何炳棣说：以明代1393年为例，进士只占全国总人口的0.000055。而在清代1844年则在0.000048，也就是说，进士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平均不过十万分之五左右。
1、在京的爱好
曾国藩通过自己的“蛮霸之力”与家族的孤注一掷，考上了进士，来到京城为官，从学员级的翰林到副部级的高管，曾国藩留下最多就是书籍。
道光23年，曾国藩奉旨到四川出长差，临行前他整理了自己的部分藏书，写下了8页之长的书目，从这个书目中推测，他此时已经藏书上万卷。
咸丰二年出京之时，他在家书中谈及：京师寓所藏书有30多箱，如果按每箱150至200次计算，共约7000余册，总数可达2万多卷。可见他在京多年藏书之勤。
因此，道光29年曾国藩升任礼部左侍郎之后总结说：在京多年，主要财产是书籍、衣服两项。
曾国藩的上万卷书，真不知他是如何运回去的。自己家中藏书只有3000余册，便放满近20平方的书架。当然鲁迅先生的万册藏书、托尔斯泰的两万有余，皆是我辈之不可及。
2、在京的同僚
道光年间的大清王朝是一个病势危急、行将就木的病人，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正在酝酿之中，而举朝官员们，却燕巢幕上、安之若素，大家如同坐在一辆老旧破车里的乘客，眼看着它奔向深渊，却如同不涉已事。
在京官生活中与曾国藩不同，有些京官却是他的镜之反面。
例如那桐。那桐圆润、开朗、外向和精明，使他很善于构建自己的人际网。在国步维艰之际，仍然全力经营自己的“幸福生活”。
从那桐日记来看，每年春节登门拜年，往返的数字相当惊人。光绪16年（1890年），那桐34岁成为中级军官，当年正月初一至十五，他登门拜客的人家，约计260家，第2年春节期间拜年约330余家。
330家，也就是说从初一到十五每天不能低于22家登门拜年，张老师的数据因为太过惊人，自己还去查阅了《那桐日记》等史料，发现字字为实。光初六一天，那桐就去了五十余家串门，攀关系做到这样勤勉，还能谈什么工作呢？这样的人步步高升大清朝又如何不亡呢？
《那桐日记》90万字中最频繁的记载是家居生活、夜夜应酬、礼尚往来的繁忙和享受。无论年岁如何，每逢年节，那家肯定会举办各种频繁奢华的聚会。
二、地方时期
天下总督之中，地位举足轻重的有两个：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这两个曾国藩都做过，两江总督是清代光绪朝以前唯一统辖三省的总督，两江指明代的“江南省”和“江西省”，清代把江南省分为了“江苏省”、“安徽省”，所以两江地区包括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
1、左手抓破旧——陋规
在清朝，陋规其实已经成为了一种变形的财政制度。任何一位官员都无法逃离陋规游戏，因此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在晚清，本来是官员们之间表达私人感情的礼金，却都有着明确严格的时间和数目规定。因为在名义上是人情来往，事实上，这是上级官员赖以活命的固定收入，和国家正式税收没什么两样。
“上司各项陋规等于正供，不能短少”，已经成了比国家正式财政制度还要硬性的制度。因此许多官员，宁可挪用国家正式税收造成国库亏空，也不敢耽误给上司送礼。
曾国藩整顿吏治，最核心的举措是挑战陋规问题。
陋规最大的害处还不是败坏了官风，而是把老百姓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比如江苏省在咸丰前期1石大米值2000文钱，也就是说，如果给国家交1石米的漕粮，老百姓本来只需要交2000文钱。但官府却层层加码，各地需要交8000、10000甚至18000不等，附加税达到了正税的3倍至8倍不等，果然太平军一到，那些活不下去的贫民，纷纷随之而去。
2、右手抓立新——KPI
史治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当然是对官员的任用和管理。
曾国藩决定一改在江南实行的宽厚政策，对当地官场“痛加整顿、大加弹劾、严立法禁，违者重惩”。他对朋友说。这样做实在是基于形势，迫不得已。“非刚猛不能除此官邪”
在对属下官员们进入进行深入考察了解之后，制定了严格的考评制度，将破案率等数据进行了逐一量化。曾国藩于同治8年（1869年）4月，将第一批弹劾推举之员奏报朝廷，而这次弹劾的11名劣员均为知县、知府以上的高级官吏。
曾国藩的心血没有白费，他的所作所为为全国各省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制定的《直隶清讼事宜十条》及《直隶清讼限期功过章程》等切中时弊，有相当大的可操作性，不久被清廷多次印行，颁发各省，以便各地巡抚参照执行。这在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地方如此、一个企业也是如此。“陋规、史治”皆是要务，而解决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要有《直隶清讼限期功过章程》这样的可操作性制度。（标注1）
3、地方的同僚
要更直观的界定曾国藩在同时代巡抚中的清廉程度，莫如在把他与李鸿章的风格做一个对比。这对师徒在经济生活中表现出巨大的反差。曾国藩“不以银钱与子孙”，身后遗产很少，李鸿章家族却以富豪闻名。与李鸿章有过直接交往和合作的容闳说过，李鸿章有“私产四千万遗子孙”。
李鸿章家族的财富，凸显在他的房产上，其家族在芜湖大量投资置业及发展房地产的方法，先是向政府购买城郊的空地、荒山、荒滩，或购买私人的田园，可说是插草为标、成片划界。然后开辟街道、马路、新建楼房，形成市区和住宅区，从而高价卖出或租赁。读到此处不禁臆想，王石大概是熟知李家之法，因为万科的发家史简直是同出一辙。
新中国成立后，李家将名下的房屋276栋及地皮299亩，捐献给了芜湖市教育局，而这些地产只不过李家在芜湖房地产的极少极少一部分而已。276栋，请注意单位——不是套，是栋。
那李鸿章的巨额财产从哪里而来呢？一是传统渠道，也就是官场上的各种陋规以及战争中的劫掠；二是新兴渠道及从洋务运动经营中获利。
4、曾国藩的奢侈
曾国藩一辈子，唯一奢侈的是曾家藏书楼。整个藏书楼所用木料都是上好的杉木，藏书楼的高度均超过临所、地处南端，顶层四周均开设窗户、四面通风，以免藏书霉变。
这座藏书楼也成了曾国藩留下的唯一豪华建筑，只不过曾国藩告老还乡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因此到死也没能亲眼见到这藏书楼，
曾国藩一般不接受他人的贵重礼物，但是多次接受赠书。在咸丰末年至同治5年，曾国藩接受赠书达30多人次、600余种、数万卷，曾国藩、曾纪泽等人的藏书汇聚于富厚堂藏书楼，最多时达30万卷。富厚堂因此成为江南最大的私家藏书楼之一，虽然不及苏浙的“铁琴铜剑楼”、“天一阁”等有名，其规模则远过之，30万卷想来叹为观止。望成行观之（标注2）。
曾氏家族人才辈出，连续五代都有杰出人物，是历史上少有的五世不斩的官宦之家，有成就者大约240多位：
光禄大夫、建威将军曾纪官、曾广銮，清末翰林曾广钧，资政大夫曾广江，刑部员外郎曾广镕，女界诗人曾广珊（曾与陈寅恪唱和，女儿俞大是曾昭抡夫人，儿子俞大维），教育家曾约农、曾宝荪，翻译家曾宝葹，高教部副部长、化学家曾昭抡，教授曾昭枚，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曾昭燏，湖南广播电视台工程师曾昭棉，湖南大学电机系主任、教授曾昭权，北平交通博物馆主任曾昭亿，原农业部办公厅主任、园艺学家曾宪朴，全国妇联副主席曾宪植，3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宪楷、曾宪柱、曾宪森，轻工部造纸研究所研究员曾宪榛，出版家曾宪元，画家曾厚熙（宪杰），导演曾宪涤（代表作《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等。
而其家族长盛的奥妙，或许就在这座藏书楼里。黄庭坚说得好：“万卷藏书宜子弟”。年年月月，藏书楼里所散发出的书气，汇聚一股气场，气场好比茅台镇上空数百年积累的酒菌层使得该地酿出的酒特别好一样，曾氏子孙在书香的气场中成长，也自然就非同寻常。
从整体上看，清代官员的俸禄体系的突出特点是：薪俸缺乏制度化、标准化的安排。整体设计中目标短浅、惰性严重，习惯拆东墙补西墙，以临时安排代替长远打算，结果越来越偏离合理方向，借用张鸣的话来说就是“补丁机制”。
低薪制的源头，在于统治者制度设计上的偷懒，力求“省费”、“省事”，所定俸禄水平脱离实际太远。就像我们个别地市里基层中心经理拿3千绩效，岂不是逼其伸手，所以需要我们“管其支出”、“源头保证”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在现代背景下，解决廉政问题，只有从制度上进行根本变革一途。依靠“人治”和“权宜之计”被几千年的历史证明，毫无真正解决的可能。换句话说，从现代眼光看，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只能是从现实财政需要出发，细化财政支出，以此为基础，制定现实合理，动态透明的财政收入制度，硬化预算约束，从根本上规范财政运行机制。晚清官员俸禄及公费体制改革就是一种可贵的探索。推行这些改革，需要的是一份蛮霸之气。曾国藩勉励他人常说：“好人半自苦中来”。他的“结硬寨打呆仗”以及“好汉打脱牙往肚里吞”，都是蛮霸精神的典型体现。
曾国藩的老家是湖南省湘乡县大界白杨坪，地处县城130里的群山之中。祖父曾玉屏治家极严，要求家人必须早起，“男子耕读，女必纺织”，在他的严厉督导下，曾家人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院里屋外永远收拾得干干净净，用现代人的话说：“全家上下都有一种奋斗向上的心气”。我们也不能失去这份心气，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要留有“曾玉屏”们的坚守与初心，保持着阳光的心、不屈的心、奋斗的心。加油。
2020年5月17日
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