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关于诗经专题的复习。
四言诗的形成，翻开了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标志着原始诗歌的终结，古典诗歌时代的开始。四言诗的结集，是中国诗歌史、文学史、文化史上的一件震古烁今的大事。《诗经》正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以四言诗为主的乐歌总集，它不仅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重要源头，而且对我国文学和文化有着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第一节 《诗经》的编集、应用及流传
《诗经》辑录了春秋中叶以前的诗歌305篇，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先秦时代称“诗”或“诗三百”，西汉初成为官学，被尊为经，始称《诗经》，后世也称为“三百篇”。
《诗经》是周王朝乐官，在王官行人采诗和公卿列士献诗基础上搜集、整理，编选而成，各篇都是合乐的。
根据地域和音乐的不同，全书分风、雅、颂三大类。风也叫国风，是带有诸侯各国地方特色的乐歌，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五国风，共160篇。风诗多是民歌，少数是贵族作品，其创作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主，远及长江、汉水流域。雅是周王朝京都地区的乐歌，分大雅、小雅。大雅31篇，多朝会宴享之作；小雅74篇，多个人抒情之作。雅诗中也有部分民歌。颂是王室宗庙祭祀或举行重大典礼时的乐歌，分周颂、鲁颂、商颂三颂，共40篇。其中周颂31篇是西周时期的作品，鲁颂4篇是春秋前期鲁国的作品，商颂5篇，有人说是商代作品，多数人认为是春秋前期宋国人写的宗庙乐章。颂多是颂德之作，主要产生在王都，作者多是上层人物。
《诗经》早在春秋时期已广泛流传。当时士大夫常在外交场合以“断章取义”的方式“赋《诗》言志。”儒、墨等学派把它作为授徒讲习的教科书。到了汉初，出现了齐、鲁、韩、毛四家诗。齐、鲁、韩三家属“今文诗”，西汉时立于学官，《齐诗》亡于三国时，《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宋。《毛诗》为毛亨、毛苌所传，属“古文诗”，东汉时立于学官，训诂多用《尔雅》，事实多本《左传》，后由东汉著名经师郑玄作《笺》、唐孔颖达作《正义》，历代研习者甚多，故得以流传至今。
第二节 《诗经》的思想内容
《诗经》思想内容广阔，涉及婚恋、农事、征役、赞颂、怨刺、周民族的史诗等等，丰富多彩。
1、婚恋诗。《诗经》是较早较多涉足此题材的，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同时也是全书中写得最为精彩的部分。《诗经》中的婚恋诗，无论是写男子悦爱女子，或写女子悦爱男子，或表追求、言思慕、叙幽会、寄怀念，或描述爱情、婚姻的悲剧，莫不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情真意挚，感人肺腑。其中写得最多的是情歌。如《周南·关雎》以河洲上雌雄和鸣的关鸠起兴，写一个男子对一个美丽姑娘的单恋，热烈而坦率。他醒着想，梦里也想，不惜以巫术和想象与自己心爱的姑娘结合。《邶风·静女》表现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对情人的热切思念，洋溢着一派热烈欢快的情调。《秦风·蒹葭》抒写对“在水一方”的“伊人”的缠绵悱恻、反复追寻，展现了主人公对爱情的深沉执著。
另有一些恋歌则表现了青年男女对礼法压迫的反抗及其内心创伤。如《郑风·将仲子》写女主人公，强压着深挚的爱情，求其心爱的“仲子”不要翻墙折树来幽会，以免被父母、兄长或别人发现的矛盾心理；《邶风·柏舟》的姑娘则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大胆声言：那个垂发少年，才是我心中思念的对象，并且发誓至死不渝。
在婚恋诗中，还有一些表现婚姻与家庭不幸生活的“弃妇诗”，是最能反映社会问题的。如《邶风·日月》、《邶风·谷风》、《秦风·晨风》等皆属此类。其中最典型的是《卫风·氓》，诗以弃妇的口吻，倾述了她从恋爱、结婚到受虐待以至被弃的全过程，抒发了她内心的不平、哀伤、怨恨和反抗。诗的结尾弃妇抱定与氓决裂的态度，性格由多情、忍耐转为清醒、刚强和果断，是我国文学史上较早注意人物性格变化表现的诗篇。
2、农事诗。由于周民族的始祖以农立国，故周代很重农事，因而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农事诗在《诗经》中表现很突出，风、雅、颂各部分中均有。如《周颂》中的《臣工》、《载芟》、《良耜》、《噫嘻》等，多赞颂农业成就，夸耀田土广大、农夫众多、收获丰盛，表达祈求丰年的愿望。《小雅》中的《甫田》、《楚茨》等，极力夸张谷物收获之丰盈，赞美农夫的勤敏和君上爱农以事神，与《颂》中的农事诗基本思想相似。《国风》中的农事诗以《周南·芣苡》和《豳风·七月》为代表。《芣苡》是一首优美的劳动小诗，它以重章叠句的形式，反复吟唱，语言朴实，感情真挚，意境清新，情调欢畅，读之“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方玉润《诗经原始》）。《七月》是全面反映农奴终年劳动情景的诗篇，也是《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首章至末章由春耕写到寒冬凿冰，反复咏叹，诉说男女奴隶一年到头除繁重的农业生产，还要为奴隶主贵族制衣、打猎、酿酒、修房、凿冰、服役，结果却劳而无获，无衣无食，充分揭示了奴隶们内心的悲苦和哀伤，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古代奴隶社会的生活画图。
3、征役诗。这类诗与周王室的平叛、外族入侵和频繁的诸侯兼并战争有关，既有西周初年的，也有西周晚期和春秋时代的，尤以后者为多。这些战争，给民众带来了沉重的兵役和徭役，因而反映征战、徭役和离乱给民众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也就成了《诗经》征役诗最重要的主题。如《豳风·东山》通过对参加周公东征归来的征人所见战后农村的破残景象，及他对家乡亲人思念的描写，揭示了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苦难；《齐风·东方未明》写一个狂暴的官差，天不亮就把人抓走，弄得民居不宁；《小雅·何草不黄》控诉了兵役不息，征人劳瘁；《王风·君子于役》借山村农妇怀念久役不归的丈夫，揭露征役给百姓带来的无限痛苦。这些诗，或以征夫之口出之，或以思妇口吻言之，写来都感情真挚，声调凄楚，情节悲惨。在《诗经》征役诗里，还有一类是表现爱国思想的作品。如《秦风·无衣》、《鄘风·载驰》、《小雅·采薇》等。《无衣》是秦国抵御西戎入侵的一首慷慨激昂的战歌，它生动地表现了秦国人民团结御侮、同仇敌忾地爱国精神。《载驰》是著名女诗人许穆夫人写的，它表现了诗人心系祖国、急赴国难的爱国精神。《采薇》是周宣王征伐猃狁入侵时的作品。它虽也写到征人思归恋家的苦闷情绪，但更多的是写战士们在外敌入侵时同仇敌忾的昂扬奋勇精神。这些诗篇，或委婉沉郁，或慷慨激昂，格调虽有所不同，但都表现了威武的气概和强烈的爱国精神。
4、颂歌。《诗经》中出自公卿列士或乐官之手的庙堂及宫廷乐歌多属此类，在三《颂》中保存最多，《雅》诗中也有不少。有的颂帝王歌天命，如赞美天道深远、文王德行纯美遗惠子孙的《周颂·维天之命》。有的颂战功扬王威，如《商颂·殷武》歌颂殷高宗武力讨伐荆楚大获全胜的赫赫武功，赞美殷武受命中兴、天下畏服的伟大功绩。《大雅·江汉》赞美周宣王大臣召虎（召穆公）平淮夷之乱，战果辉煌，立功受赏。这类作品大都讴歌战争胜利，赞美将领功绩，主旨仍在宣扬帝王威德。还有一些颂宴饮赞嘉宾之作，实亦颂歌之一支。如《小雅·鹿鸣》、《小雅·南有嘉鱼》等。此类诗歌直露地反映王公贵族恣意享乐的生活，具有一定认识意义。
5、怨刺诗。这类诗主要存于《雅》诗和《国风》中，它主要产生于西周末年朝政腐败、礼仪废弛、统治者残暴荒淫的厉、幽时期及其以后，带有乱世的鲜明印记。“二雅”中的怨刺诗多为公卿列士的讽谕劝戒之作。有的借古讽今，如《大雅·荡》谏厉王应以殷鉴为戒，《小雅·正月》以“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警戒今王。更多的作品是针贬时弊，指斥昏君。如《大雅·民劳》揭露了统治集团的残暴、欺诈、丑恶、昏乱，对人民的忧苦深表同情；《板》、《荡》直斥最高统治者违反常道，妄行政令，荒淫昏聩，使人民陷入苦难深渊。此外，还有一些以斥责奸佞为主题的怨刺诗，如《小雅·巷伯》等，亦颇引人注目。这些怨刺诗大都敢于直面人生，大胆揭露社会矛盾，表露了诗人忧国伤时的强烈忧患意识。
《国风》中的怨刺诗多出自民间，更直接地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其内容更深广，怨愤更强烈，讽刺也更尖刻，具有更激烈的批判精神，如《魏风·硕鼠》直接把贵族统治者比作贪婪无厌的大老鼠，唱出奴隶们对剥削者的无比愤恨。《魏风·伐檀》》以委婉曲折的反语，复沓的手法，辛辣地讽刺了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国风》》中的怨刺诗更多的是对统治阶级种种无耻丑行的揭露和讥嘲。如《邶风·新台》辛辣嘲讽了卫宣公光天化日之下劫媳宣姜的荒淫乱伦丑行；《齐风·南山》讽刺了齐襄公和其妹文姜的无耻乱伦行为；《秦风·黄鸟》控诉了秦国暴君对无辜良善的杀害。
6、周民族的史诗 《诗经·大雅》保存了五首古老的周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记述了从周始祖后稷诞生到武王灭商的一些传说和英雄史迹，以粗线条较完整地勾画出周族发祥、创业、建国、兴盛的光辉历史。远古传世的史诗极少，此组诗显得格外珍贵。其中如《大明》绘声绘色地描述历史上有名的牧野之战，既有军阵、军容的描摹，又有战车、战马的形容；既有整体的鸟瞰，又有局部的特写，写出了大战雄伟壮观、惊天动地的场面和师尚父（姜太公）的生动形象。
第三节 《诗经》的艺术成就和影响
《诗经》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奠基之作，作为一部乐歌总集，它的作者不一，地域不同，内容各异，艺术风格也多种多样。概括而言，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诗经》从各个方面主要描写了我国西周数百年的社会现实生活，真实、深刻、广泛而多彩，尤其是其中的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直接坦率，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劳动和生活、喜爱和憎恨、痛苦和希望。这些诗歌，不仅主题和题材广泛多样、真实深刻，同时还以惊人的艺术概括力，把握和揭示出当时社会生活中一些本质矛盾。它们通过对当时生产、劳动、战争、徭役、爱情、婚姻、家庭、祭祀等的描述，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表达了民众的理想和愿望。
其二，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是后人研究《诗经》时提出来的，也是《诗经》艺术上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所谓“赋”，指的时一种铺陈直叙事物的方法。如《七月》，诗人按季节和物候变化，由春至冬记述了农奴一年的劳动过程，直陈其事。比，就是比喻或比拟，用形象的事物打比方，使被比喻的事物生动形象，真实感人。《诗经》中用比的地方很多，形式也多种多样。有明喻，如“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王风·采葛》）；有暗喻，如“我心非石，不可转也”（《邶风·柏舟》）；有借喻，如“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卫风·氓》）；有博喻，如“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如蛾眉”（《卫风·硕人》）。这些比喻，都能紧扣诗中的情、事、景，十分贴切。兴，就是托物起兴，先用他物起头，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兴句多在一首诗的开头。《诗经》中用兴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起协调韵律的作用，如《秦风·黄鸟》开头的“交交黄鸟，止于棘”；二是起创造意境、烘托气氛的作用，如《秦风·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三是起象征、联想、比拟的作用，如《周南·桃夭》以盛开的艳丽桃花，象征新娘的艳美。需要注意的是，《诗经》中，这三种手法常常结合运用。
其三，复沓的章法和以四言为主的句式。复沓的章法是《诗经》的一个显著特点。它又叫重章叠句，即各章词句基本相同，只是更换中间的几个字，反复吟唱。其作用在于深化主题，渲染气氛，加深情感，增强音乐性和节奏感。在具体的字词的更换中，或用递增法，或用递减法等，总是曲尽其妙。如《王风·采葛》，全诗三章，只是更换了“葛”、“萧”、“艾”、“月”、“秋”、“岁”六个字，从采摘东西的变化和时间的递增，表现出思念的愈来愈强。从句式看，《诗经》中的诗，90%以上是四言句式，也有一些突破此定格，在整齐中显出参差错落之美。
其四，丰富、生动、简练、形象的语言。《诗经》大约使用了近三千单字，其中有名词、动词，也有形容词，丰富多采、生动准确地表现了各种事物及其变化特征。如表示动植物的名词有373种，读之可使人博物多识。此外，《诗经》中还用了大量的动词、形容词及双声字、重叠字、叠韵字，写景状物，拟形传声，细致传神，使诗歌富于形象美和音韵美，增强了诗歌语言的艺术魅力。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其丰富的思想、高尚的审美情操和精湛的艺术手法，哺育了历代作家和诗人，影响至为巨大和深远。首先是它开创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它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精神，启发和推动了后世作家密切关注现实、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如“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民歌，以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建安诗歌，倡导“风雅兴寄”的陈子昂的《感遇诗》，即事命篇的杜甫诗歌，以美刺手法因事立题的白居易的“讽喻诗”等等，都是对这种创作精神的直接继承。
其次，它赋、比、兴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艺术借鉴。其后屈原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表达爱憎的手法，汉乐府民歌中的寓言拟物诗，阮籍的《咏怀》，郭璞的《游仙》，李白的《古风》，李商隐的《锦瑟》，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以及元曲清戏中的美刺讽喻作品，无不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发展，以至形成了我国文学韵味悠长、含蓄蕴藉的民族特色。至于其赋的手法，对后世文学也有颇深远的影响。赋体文学是由它直接发展而来的。此外，诗歌、词、戏曲、小说中亦有很多作品糅进了赋的手法。
再次，它确立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诗经》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是民歌，朴素清新，生动活泼，和谐自然，给后世文人学习民间文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从文学史发展的实际看，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常常是先从民间孕育，然后由文人予以加工发展。历代一些有成就的作家，也多是通过向民间文学学习，丰富自己的创作。向民间文学学习，这是我国文学发展历史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