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

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夫人杨绛于2016年5月25日凌晨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她曾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如今，她真的走了，“我们仨”也终于在天堂团圆！

但凡读过几本书的，莫不喜爱才女，在大师纷纭、才女辈出的民国时代，有张爱玲、苏雪林、陆小曼……凌叔华、冰心、林徽因等文字书画、笔墨诗词样样精通的奇女子。可是若从百年之后的影响力来看，纵然她们当日各领风骚，争妍斗艳，也终不能与一人相论。那便是杨绛。在遇见钱钟书之前的岁月，那个叫杨季康的女子在干嘛呢？答曰:学习。

杨季康的父亲杨荫杭，不仅是律师，还是一位学者，他对小女儿阿季的影响是身体力行的。父亲喜欢读书，他的书桌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还经常将一些好看的借给阿季。可是，如果她一个星期不读，那本书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对阿季的影响非常大，因此一直积极地看父亲给她的书。一天，父亲将季康问：“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会怎样？”“不好过。”季康说。“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一星期都白过了。”父亲笑道：“我也这样。”

杨绛和钱钟书两位大师的一见钟情，令所有爱情故事都黯然失色。杨绛是在21岁去清华大学借读时结识的钱钟书。两人初见，杨绛眼中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钱钟书则被她“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的清新脱俗吸引，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曾为妻子写下过这样无匹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杨绛先生的女儿钱瑗曾说：“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

从1994年开始，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中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1998年岁末，钱钟书离世。

面如平湖，心中却有惊雷，两年间，女儿、丈夫相继去世，剩下她孑然一身，自此，先生更加深居简出，埋头书案。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一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杨绛写道：“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杂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

我们仨的家是一个处处透出平凡真实的三口之家，这个家里有“父女两个玩得正酣。钟书怪可怜地大声求救：“娘，娘，阿圆欺我！”阿圆理直气壮地喊：“Mummy娘！爸爸做坏事！当场拿获！”这个家里有杨绛生钱瑗后住院，钟书“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这个家里有为一个法文“bon”的读音而吵的架，最后“我们觉得吵架很无聊，争来争去，改变不了读音的定规。我们讲定，以后不妨各持异议，不必求同。”这个家里还有吃虾时杨绛很内行地说：“得剪掉须须和脚。”但刚剪得一刀，活虾在手里抽搐便吓得逃出厨房：“虾，我一剪，痛得抽抽了，以后咱们不吃了吧！”然而钱钟书却跟她进道理，说虾不会像我这样痛，他还是要吃的，以后可由他来剪。类似的生活点滴不胜枚举。杨绛先生说：“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然而杨绛的那句“但是我陪他走的愈远，愈怕从此不见”终使我明悟，书中第二部分催钱钟书上路的，正是无情的时光。

《我们仨》这部作品不长，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我们俩都老了”，寥寥几笔，可以看做为全书的序言，以老人的梦引出背后离别之意。第二部分“我们仨失散了”，这是一个“万里长梦”，用隐喻的手法记录了丈夫钱钟书与女儿钱瑗缠绵病榻的最后两年时光。第三部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它是全书的主体部分，深情再现了一个小小的三口之家恬淡相守、与世无争的日常，从两人二十多岁一起去剑桥大学读书开始，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钱瑗与钱钟书先生的先后去世，从此“寓所”变“客栈”，“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二零一六年初夏，杨绛去世。他们仨从此团聚，不再死别，亦无生离。

读这本书，像是在品一杯好茶，一边小酌一边回味，既烫口又不止渴，却苦中带甘，脑海里和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闪过。看到的不止是《我们仨》的家，还有我曾经的家，未來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