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效应》——第2章 洞察偏见之第二节

【ZhaoWu分享】

结识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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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张伯伦与希特勒的谈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愚蠢的事情之一。张伯伦被希特勒迷惑了，在与希特勒的谈判中，他陷于被动，误读了希特勒的意图，而且他没有警告希特勒，对方如果食言将会有严重的后果。张伯伦因此在历史上备受批评。

批评的背后也有一个疑问。要知道，张伯伦此后又两次飞到德国，和希特勒座谈了好几个小时。两个人交谈、争论，一起吃饭，一起散步。张伯伦是那个时期唯一与希特勒有过长时间接触的盟军领导人，他仔细地记录了希特勒的行为。“当我看到希特勒的时候，他的外表和举止似乎表明，战争的信号已经发出。”张伯伦在另一次访问德国后告诉 他的妹妹希尔达，“但接着，他和我握了两次手，这是他在显示自己特别友好的时候才做的事情。”回到伦敦后，张伯伦告诉自己的内阁成员，他没在德国元首身上看到任何“疯狂的迹象”。恰恰相反，他看到的多是“兴奋的迹象”。今天看来，希特勒当时的确没有疯，他是理性、有决心的，“他早已经想好了自己要什么，而且要不遗余力地得到它，他不会容忍超过一定限度的反对”。

张伯伦使用了我们所有人在努力理解陌生人时所遵循的假设：我们相信，与他人面对面互动时得到的关于对方的信息具有最重要的价值。你是绝对不会去雇一个你没见过的人给孩子当保姆的。公司主管也不会盲目雇用员工。他们把这些人约来，仔细地面试，有时一连面试几个小时，而且不止一次地这样做。他们这样做时和张伯伦一样：看着他人的眼睛，观察他们的举止和行为，然后得出结论。张伯伦对于希特勒和他握了两次手印象深刻，然而，在与希特勒的互动中收集的所有其他信息并没能帮他更清楚地认识希特勒，结果恰恰相反。

是张伯伦太天真了吗？也许吧。张伯伦在外交事务方面的经验很少。后来有人批评他，把他比作第一次走进酒吧的牧师，会把“酒吧社交聚会”当成“粗鲁喧闹的行为”。

但习惯采用这种模式的人并不仅限于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勋爵也深受其苦。哈利法克斯后来成为张伯伦的外交大臣，他是贵族出身，是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优等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印度总督，曾与圣雄甘地进行精彩的谈判。他具备张伯伦所不具备的一切：世故、 老练、知性且极具人格魅力；他极其笃信宗教，以至于丘吉尔称他为“神圣的狐狸”。

1937年秋，哈利法克斯去了柏林，在贝希特斯加登会见了希特勒。 哈利法克斯是英国统治圈中为数不多的与这位德国元首有过接触的人之一。他们的会面并不仅仅是没多少意义的外交接待。一开始，哈利法克斯还一度误以为希特勒是个男仆，他几乎把自己的外套递给了希特勒。在接下来的整整5个小时里，希特勒就是真正的希特勒了：不时地生闷气，大喊大叫，离题，谴责外界。他说共产主义不好，还说他非常讨厌新闻媒体。据当时的另一位英国外交官所说，哈利法克斯是带着一 种“混杂着惊讶、厌恶和同情的心情”观看了希特勒的“演出”的。

哈利法克斯在德国待了5天。他还会见了希特勒的两位最高部长——赫尔曼·戈林和约瑟夫·戈培尔；出席了在德国的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晚宴，在那里接见了许多德国资深政客和商人。哈利法克斯回国后表示，这“完全是为了与德国领导层进行良好的接触”。这一点无可争议， 因为这就是外交大臣的工作。通过与这些人当面接触，哈利法克斯难能可贵地了解了希特勒恃强凌弱、情绪反复无常的个性。但哈利法克斯的最终结论是什么呢？希特勒不想参战，愿意通过谈判达成和平。没有人认为哈利法克斯是个幼稚的人，但与希特勒会面后，他也像张伯伦一样被蒙蔽了。

与希特勒接触最多的英国外交官是英国驻德国大使内维尔·亨德森。他多次参加希特勒的集会并见到他，希特勒还给亨德森取了个绰号——“康乃馨男”，因为亨德森矮小精悍，西服的翻领上总是戴着一朵康乃馨。1938年9月初，亨德森在参加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集会之后， 在发往伦敦的电报中写道，希特勒看起来如此反常，“他可能已经精神错乱”。亨德森没有落入希特勒的圈套，但是他认为希特勒会对捷克斯洛伐克居心不良吗？不，他相信希特勒“和任何人一样痛恨战争”。亨德森也完全看错了希特勒。

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和亨德森的失察，并不属于前一章中第一个难题的情况。第一个难题说的是非常聪明的、专业的人士有些时候也无法理解和看穿骗局。此处我们说的是有些人会被希特勒欺骗而另一些人没有被他欺骗的情况。令人困惑的是，被欺骗了的人往往是那些你认为不会被他人欺骗的人，而那些看清了真相的人却恰恰是那些你认为会被他人欺骗的人。

例如，温斯顿·丘吉尔一直深信希特勒是彻头彻尾的奸诈小人，丘吉尔称张伯伦造访希特勒是“有史以来最愚蠢的事情”，但希特勒只是丘 吉尔在纸质读物上读到过的一个人。张伯伦的内阁大臣之一达夫·库珀 也有同样敏锐的眼光，他惊恐地听完张伯伦讲述他与希特勒会面的经过后，便向张伯伦政府辞职以示抗议。库珀认识希特勒吗？不。在英国外交部门的高层中，只有一人——在哈利法克斯之前担任外交部部长的安东尼·伊登——既见过希特勒，又看清了他的真实面目。但其他人呢？他们要么对希特勒这个人知之甚少却看清了他的本质，要么和他谈了 几个小时却仍被他蒙在鼓里。

当然，这也可能纯属巧合。也许出于某种私人的原因，张伯伦和他的同僚们不顾他们亲眼所见及亲耳所闻的种种迹象，就是铁了心要见到 希特勒，才导致了认识上的错误。除了这种解释，我只能用前文中提到的人们在努力理解陌生人时所遵循的相同假设模式来说明一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