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和故乡

农历二月，正值春分时节，“昼夜均而寒暑平”，温暖的风拂过这片土地，泥土也变得松软起来，灰灰菜舒展开嫩叶，小蓟菜已经碧绿如玉，不知名的野花爬上了土堆，青草芮芮，麦苗泛着温柔的春光，春天正当时。

你少年的脚步，踏着这片泥土，跟着父母，奔跑在田埂上，参与农事和劳作。

邯郸东部地区，是当地的棉花主产区。

二月，开春了，正值耕种。

每户家里，院里或院外，都有粪坑，自产肥料。穿上胶鞋，拿着铁锹，一锹一锹铲上板车，套上毛驴，一车又一车拉到田间。

“拉粪嘞？”路上、街头迎面碰上的邻居随意打着招呼。

“跑西边地嘞？”大家都随口问候。

迎着春光，在鹅黄色的榆钱枝头掩映间，在燕子的呢喃声里，开始了春耕。

等到棉花苗钻出泥土的时候，需要从地膜里抠出来，帮助花苗生长。尤其是正午的时候，阳光正烈，晒得地膜发烫，动作要快。这时候的花苗就一寸来高，须得匍匐在地上，背着日头面朝黄土，一垅又一垅，直到太阳落进西山，麻雀回巢。

棉花是需要管理的。

打杈。花苗不过膝，就开始打杈，去掉冗杂枝杈，留下长有花苞的枝杈。一遍又一遍地打杈，一亩地一般有3000株。每户农家基本都有10-20亩地。花苗不高，去杈的时候，人是要蹲在地上，把脑袋钻进花苗里细细查看，层层摆弄。

掐尖。等到花苗及腰，就要掐尖。掐尖是为了让花苞生长更茁壮，果实结得更饱满。

喷药。棉铃虫彷佛是与棉花与生俱来的，专吃花苞、花朵、果实。还没上过化学课的你，就开始学着配农药。大多数防治棉铃虫的药瓶上都写着“剧毒”。那时，对“剧毒”几乎没概念。只听说，谁家男人嫌自己老婆太丑了，总是吵架，不想活了，后来就着鸡蛋喝下半瓶写着“剧毒”的农药，人送往医院的半路上就奔了黄泉。喷洒农药是要考验少年的肩膀和体力的。一桶药水，少说有30升，也就是60斤，既要能背到肩上，还要背着走。后来，用了机械的药桶，出药快，那得背着跑，还要喷洒得均匀。太阳底下，花苗生长得茂盛，喷药的少年也跑得飞快。

浇水。又是个苦力活，不过浇地也有不少乐趣。首先，浇水的水源有好几种：小河水、深井的水、苦井水。水源不一样，浇水的工具就不一样。潜水泵是后来的事情了，那时河水用的泵，既笨重又古老，原理就是水车，所以需要灌泵。泵放在河岸上，用桶一桶一桶从河里打上来，灌进泵里，直到灌满。然后，拿着摇把使出洪荒之力启动开柴油机，水就汩汩地流出来了。看着汩汩的流水，全身沾满泥浆的父亲，耷拉着两只手，迎着夏天的风。夏天的河水深绿色，河两岸的水草茂盛，里面经常有蛇出没，也有青蛙、绿蚱蜢。脱了衣服，一个猛子扎进河水里的，就是那个夏天的少年。

采摘。终于到收获的季节了。秋天，不经意间溜进棉花地，云淡天高，灰雁南飞时，揣上花包布袋，钻进棉花植株里，母亲用皲裂的手，采摘那一朵朵的如素洁白。

那一年棉花一块钱一斤，亩产500斤，我那年大学学费一年3500。

是的，卖掉棉花，我上大学了。

离开棉田，离开邯郸东小县城20里外的那片土地，我来到了保定读书。大学的秋天，秋草黄，落叶香。

在燕赵一号的宿舍里，操着刚刚练习过的生硬的普通话，和同学打招呼。

“你是哪的？”

“保定。”

“保定哪？”

“清苑。”

“我知道徐水。”

“。。。。。。”

结果，躺在宿舍的下铺睡了一晚，普通话又不会说了。

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看着窗外树叶飘零，看着雪片纷扬。在篮球场的水泥地上，肆意奔跑，不惧摔倒。在运动会的操场跑道上，拼命飞奔。在校外的大棚里，豪放地喝着绵竹。在同学校外租的房子里，半夜看着《鬼子来了》和毛片。走在昏黄路灯的马路上，看着灯影里青春浮动。在图书馆门口的台阶上，捧着书本，闲散地捕捉大学时光。

后来，去了大城市，偶尔接父母小住，但从不长住。

费孝通在《乡土本色》里说：乡下人离不了泥土。

是啊，他们在城市里享受不到在农村里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其实，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偶尔，国庆长假的时候，回趟故乡；偶尔，再去一下棉花地，却怎么也采摘不到那个少年的时光，采摘不到故乡的从前。

导演周浩在他的纪录片《棉花》里记录了新疆一个朴实的棉农，问他：你最大的目标是什么？棉农说：这都没想过，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地种好，儿子长大后不要和我一样种棉花了。

和本文有关的一些图片

灰灰菜

小蓟菜

盛夏时节的棉花

需要采摘的棉花